当时，谭军波在南方日报社的南方报刊发行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南方都市报》副总编。由于《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自办发行的创业期已过，用谭的话说，当时工作上处于最郁闷的时候，公司进入一种按部就班的状态。日子虽然轻松舒服，但不是谭军波想要的生活。谭曾经主动提出去创办一份新报纸，但由于报社高层没有统一意见。谭心情不爽，度日如年。此时，来自北京的风一吹，自然心旌摇曳，随风而去。当然，谭军波到北京实地考察后，认定当时其市场竞争程度、办报水平、营销管理都比广州落后5年以上。猎头.而且，他自认为北京传媒人普遍自我感觉良好，这才使谭军波及他的几个铁杆粉丝信心爆棚，敢于北伐。

事实证明。《京华时报》确如谭军波所愿旗开得胜，并一路狂ì突进。

然而事后回想，谭军波认为《京华时报》的成功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创刊初期，因为有业外资金进入的报纸鲜有成功的案例，而且由于观念、体制和人的问题，使合作双方总是貌合神离，矛盾不断，大部分与企业合作的媒体境况不佳。因此当初业内外人士并不太看好《京华时报》的发展。

2001年前后的确是中国传媒最热闹的时代，甚至有人认为那时是中国传媒市场化步伐最激进的岁月，"媒体是最后的暴利行业"的论断甚嚣尘上、业外资金纷纷向媒体靠拢的年代。如北大文化曾涉足《京华时报》、《中国青年报》、《山西青年报》、《青年报》，上海复星集团曾涉足《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现代快报》、《现代金报》、《武汉晨报》等等，白马集团曾涉足《南方体育》、《体育参考》等，南京斯威特曾涉足《东方新报》、《南京晨报》等，广厦集团涉足《青年时报》，华闻控股集团涉足《证券时报》、《江南时报》，阳光传媒涉足《财经时报》，重庆私营企业老板尹明善参与投资了《广西商报》、《天津青年报》、《重庆青年报》,福建业外资本参与了《东南快报》、《生活新报》的发展等。正是一批具有业外资金背景的媒体，强化市场化的运作，以高薪为诱饵，吸引一批在体制内工作的不甘寂寞的报人开始跳槽，成为职业传媒人。当年，《华西都市报》以席文举及其弟子柳祖源、向先跃、彭忠、张永才为代表的一批报人与《华商报》、《成都商报》整体向外扩张的西部力量很活跃；而在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子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职业报人代表；在北京，则出现了以崔恩卿、何力、许知远为代表的首都力量。粤派报人多在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打拼，如《京华时报》、《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体育"报》等；而西部的职业报人多出现在一些省会城市，如《潇湘晨报》（长沙）、《东南快报》（福州）、《生活新报》（昆明）、《重庆时报》（重庆）、《辽宁经济日报》、《华商晨报》（沈阳）、《文化报》（长春）等等；首都职业报人则基本只在家门口活动，成功案例少。因此，客观地来说，前者影响更大。谭军波算是其中的先行者。甚至某种意义上说，谭军波算是南派职业报人的一个符号。

由于有时代的催生，《京华时报》的成功看上去是偶然，实则是必然。而谭军波"下海"后的第一个基点《京华时报》的发展为谭提供了非常好的施展平台，谭在该报的创业期，同样竭尽心力，全力以赴。两年多的时间，谭军波造就了《京华时报》的发行神话，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京华时报》发行模式。再后来平台开始造就与反哺，谭军波随之也在业界声名鹊起。

而事实的发展往往是跌宕起伏，充满着变数。在谭看来，《京华时报》由于发展太快，成功病开始显现。整个团队氛围开始让谭军波不太适应。谭军波感到当时的新任领导对自己并没有足够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愿意在缺乏信任的环境里生存。自然，就开始盟生退意。当时，有几家报社找上门。如秦朔请谭军波去《第一财经日报》，谭军波到上海甚至谈好了价码；又如北京筹备创刊的《竞报》也找谭军波，等等。最终，谭还是选择了重庆。

·山城情重·

现任《重庆商报》社长郭汉江先生的热情相邀是谭军波入渝的主要原因。

谭军波祖籍湖南湘西，历史上那里民风彪悍。而谭军波的出生地在广东惠州。所以，谭军波的性格里既有湘人的血性、蛮劲、坚韧、激情与争强好斗，也有粤人的务实、温和、柔韧、灵巧与马仔意识。猎头公司.同时，谭军波在部队大院长大，从小衣食无忧（谭军波的同辈人大都体验了饥饿的滋味），比同年龄的地方孩子幸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敢作敢为，浪漫潇洒。因此，真实的谭军波应该是个既重情重义又很不安分的人，因为不安分，所以总是蠢蠢欲动、受不了委屈，而重情义则使他至今与所呆的每个单位的领导情义深厚。正是基于这种性格，使他决然地放弃了北京的良好的平台与事业，加盟《重庆商报》。

回忆当初入渝的情形，谭军波至今感觉不错："当时与郭老板几个手下接触感觉很好，看得出《重庆商报》的报业文化不错。《重庆商报》的体制也先进，当时已经成立了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报纸的经营都装进去了。而且，一直在探索股份制改造。他说，你赶紧来，晚了就没有股份了。想当年，《京华时报》的总经理也是以股份忽悠我们进京的，后来报纸发展太快了，公司股份制的架构还未设计好，报纸就起来了，再后来就没人敢提股份了，因为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唉！世上难有两全其美的好事。"

而郭迫不及待找谭军波的背景是《华商报》投资的《重庆时报》将在年底推出，他们来势汹汹，重金投入，且请来职业报人柳祖源操盘。《华商报》在东北有成功的扩张经验，此举势在必得。对于《重庆商报》而言，无疑有着极强的威胁力。当时，重庆商报社的广告队伍特别强，发行次之，采编最弱。现在想来，《重庆商报》产品基础薄弱，靠广告拉动发展的模式是本末倒置的不正常发展模式。由此造成广告版价值低，卖不起价，广告任意侵占报纸黄金版面，破坏报纸品相，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郭急欲引进一批人才弥补其短板，以便与对手竞争。

得知谭军波欲去《重庆商报》，柳祖源拉谭军波与《华商报》掌门人见面，希望谭军波去他们那里。谭军波说，既然已经先答应了郭老板，不宜再变。否则，在江湖上就没法混了。

与谭军波以前接触的领导不同，郭是做企业出身，非常重视制度建设，非常强调靠数据说话。特别是他倡导的企业文化：军队、学校、家庭。在谭军波眼里，重庆商报社社长郭汉江是一个颇令其佩服的人物。目前中国传统媒体的主要负责人产生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类是自上而下的空降型，比如由上级机关直接任命甚至领导直接兼任，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社长高海浩，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覃晓光等之前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二是从媒体内部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干过基层的记者、编辑，对具体的媒体业务非常熟悉，如今晚传媒集团社长贾长华、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总经理潘开政等；第三种则是跨行业输送的人才，如湖南潇湘晨报社社长龚曙光办报之前一直是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董事长，重庆商报社长的郭汉江也在此列。

郭老板自己很低调，但他希望自己的副手高调，多宣传，多炒作，多出名。这与许多"一人之下、寸草不生"的一把手不同。

在重庆，谭军波无亲无故，但团队氛围好，重庆人很好打交道，从不觉得孤独。同时老板给予谭军波足够的信任，几乎每求必应。这是一个不错的平台，使谭军波远离北京的复杂，心情格外放松。在这里谭军波心无旁鹜甩开膀子鼓足干劲大干快上；不仅尝试对旧队伍的改造，试验一个个创新举措，如模特卖报等。同时摸索对专刊的定位与管理，探讨采编考评体系的建立与操作等。总之，《重庆商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让谭军波发挥。他说，"我在重庆的日子应该说是非常愉快的"。

然而好景不长，谭军波血液中不安分的因子又随着重庆报业市场格局的改变开始爆发。2005年8月，在当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重庆商报》与拥有《重庆晨报》、《重庆晚报》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合并。广告猎头.昔日的对手变成了"兄弟伙"，这使谭军波一下子失去了"对手"。失去了竞争的市场对于职业传媒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自从离开南方日报社的那一天起，谭军波就一直把自己定位成职业经理人。加上此时碰上《上海证券报》的呼唤，谭军波正好向郭老板请辞。

有趣的是与谭军波一起离开的还有总经理助理郭登礼，他原来是《华西都市报》负责汽车广告的，几乎和谭军波同时被挖到重庆，现在也不约而同离开。

但谭离开的时候，对于郭汉江及整个商报团队感到愧疚。山城重庆的码头文化、重庆人的江湖义气使谭军波过得很充实，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对郭老板我是最抱歉的"，事隔几年后，谭军波如是说。

·沿海之惑·

在与谭军波的聊天中，在《上海证券报》的经历是他最少提及的。

"上海之行是场误会。"谭军波干脆以这样直率的的言语表达他的感受。谭原以为《上海证券报》可以进行一场·天覆地的变革，可以向《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看齐，但谭军波慢慢感觉到，《上海证券报》作为证监会的机关报，内容上的变革的确有局限。它也没有改革的动力，靠上市公司的有偿信息披露，每年稳收两个亿，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要变？加上主管单位相对保守的管理体系，也不适宜改革。谭军波的一些"很傻很天真"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

但谭认为自己上海之行最大的亮点是机场发行创新。谭军波们与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在机场成立发行站，使自己的员工进入候机楼与机桥，针对飞往北京、广州、深圳的航班进行精准投放，效果不错。而其他方面实在乏善可陈。

2006年6月，谭军波从上海又辗转回到广州，应朋友之邀就任《广东工报》的社长。当时，《广东工报》进行体制改革。谭军波的朋友的公司与其合作，他希望谭军波助其一臂之力。谭军波正好想在广州找一个落脚点，就答应了。同时，谭军波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对外也接了一些活儿，弥补家用。

在此期间，谭军波思考"工、青、妇"报纸的生存问题。国家虽然整治报刊的力度很大，停掉了许多政府部门所办的报纸。但允许省级以上的工会、共青团、妇联保存自己的报刊。谭军波发现妇联的报刊普遍生存得不错（如《家庭》、《知音》、《女友》、《今日女报》等），而工会、共青团的报纸举步维艰。稍微好一点的都是改成都市报的。如共青团系统的《北京青年报》、上海《青年报》，上海总工会的《劳动报》等。这是内容决定的。妇联的报刊内容涉及的恋爱婚姻家庭的问题，具有宽泛性与普适性，谁都有感情烦恼，谁都有家庭问题，内容本身就有先天的亲和力；而工会的报纸内容就缺乏独特性，说维权吧，工会报还比不上省党报和都市报，工会内部的工作总结更是没人看；青年报同样遇到内容的定位问题，其内容缺乏特异性，就很难讨好市场。这些报纸要走市场，要不走综合性都市报路线，要不走专业化路线，为有特定兴趣爱好的群体办报。工会干部与青年干部不能算有相同兴趣的群体，不可能针对他们办报。

《广东工报》是由广东省总工会主管主办的报纸。全国省级工会以上都有自己的工会报，最大的报纸就是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这类报纸从过去的大报渐渐被边缘化，每年主要靠工会系统的订阅报款和一年一度的劳模特刊养家糊口。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刚到工报的时候，谭军波还是对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对于工会报的改革充满挑战的欲望。

上任伊始，就将一周三期（每期16版）的报纸拿出一期做《网事周刊》，从浩如烟海的网上世界整合价值信息，实际上等于网络文摘报。新媒体猎头.同时，谭军波曾天真地以为工会有福利团购的庞大资源，可以通过组织一些货源进行直销，但后来事实证明这种资源也非常有限。

24版的《网事周刊》在2006年8月上旬出街，开始在市场上走俏。《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快报》等纷纷开辟网络文摘版。后来，国内许多媒体也开始效仿南方的报纸做网摘版。《网事周刊》对下半年的《南方工报》的收订有很大拉动，其发行量比上年增长了1万份。全国的工会报发行多为两三万份，超过4万份的凤毛麟角。《广东工报》在2006年的收订算是丰收年。但是当谭军波因要迅速占领市场欲花大价钱进行前期的推广与宣传时，公司不愿意了。

玩惯了大制作，谭军波是不可能再小打小闹的。谭军波又想走了。当时，谭军波还客串了《市民》杂志的总经理（2个月），"谭军波工作室"也接了一点生意做。

《上海证券报》、《广东工报》的经历是谭军波不太愿意提起的职业经历，而在《广东工报》的日子里，谭军波最后有些疑惑：工会有必要办报吗？他们的工作经验总结可以放在省报上发的。这类报纸应该归并到大的报业集团。

上海到广州，一年多的时间，谭军波开始遭遇职场上的失败与尴尬，开始陷入困惑与反思之中。可敬的是，谭军波从不避讳自己的失败，甚至拿尼克松的处世哲学来佐证他的心志："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之旅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尽管，也许中间还有些许无奈。

·遭遇滑铁卢·

2007年，谭军波的失落在延续。

2006年底，谭在老朋友朱德付的介绍下，与《三湘都市报》的老总杨山青相识。杨从2006年竞聘上岗后，一心想《三湘都市报》雄起，便诚挚邀请谭军波加盟。谭军波正想离开《广东工报》，于是两情相合，2007年1月，谭又到了《三湘都市报》任副总编。

愿意到长沙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谭军波为湘人，却没有在老家生活过。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谭军波很想了解一下家乡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东（上海）、西（重庆）、南（广州）、北（北京）都生活工作过，就差中部城市了，去长沙正好圆满了。

事后他知道，杨山青高薪聘请他是顶着许多压力和冒着风险的。之前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从来没有从外面聘过高管人员，只有向外输送人才。报到初日，集团主管人力资源部的副总对谭军波说：你的收入比社长总编还多。意思是报社历史上没试过，别人都盯着你，你要好自为之。在收入普遍偏低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谭军波似乎一开始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

但谭军波还是失败了。

他想方设法改造"三湘"的发行队伍，希望提升其凝聚力与战斗力，包括调整组织结构、健全制度、军训、培训、增加新人、提高收入等等，能用的各种手段都尝试了，但作用有限，效果甚微。由于长年的人事更替，走了许多优秀的同志；由于政策不稳定，遗留了太多的烂账，谁都说不清楚；内部旧的矛盾大量存在，新的团队进入，又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在外人的眼里，湖南人的天性是个个都想当将军，不轻易服人；没有遵守游戏规则的意识，喜欢孙悟空无法无天；每人都紧绷着"斗争"这根弦，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谭军波如泥牛入海困兽犹斗，难有作为。虽然在长沙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但谭军波还是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广告猎头公司.如与邮局签订排他协议，在报刊亭固定位置贴导读海报，效果很好。导读亮相后，零售量上升明显。导读等于户外广告，它不仅"导"内容，还可以进行活动预告与刊登招聘广告等等；再如与慈善协会合作，进行各种募捐促销活动，比较成功。

但谭军波认为，《三湘都市报》经过几年的消耗，早已存在很深重的内伤。不仅有"内忧"，还有"外患"。在内部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弱小的三湘发行队伍并没有在谭军波的手里再度雄起，队伍人心惶惶，无所事事。2007年6月份开始，业绩势头锐减。在谭眼里，集团高层意见不统一，下面也无所适从，集团的机制是"三湘"雄起的最大障°。无奈之下，谭军波只好准备再度"逃离"。

·尘埃落定·

2007年6月17日，谭军波正好去东莞日报社讲课，《东莞日报》的领导告知正要办一个都市报，希望谭军波去操盘。后来，经过几次接触了解，双方感觉不错，谭便欣然接受了东莞的邀请。而谭到东莞的理由似乎真正为他的八年传媒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一是到东莞工作可以进入体制内，这对自己有吸引力；二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纸媒下一轮的亮点是地市报的改革发展，而《东莞日报》本身的改革就很有标杆意义，地市报办的都市报如何经营，很值得探讨；三是东莞虽为地级市，但富可敌省，上千万人的城市，不缺钱，也不缺市场，在这里主持一张新都市报的创办，确实太有诱惑力了。何况，《东莞日报》的领导是想干事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报社形成了很好的文化，也引进了一批人才。整个报社欣欣向荣，适于创业。

2008年1月，谭军波正式辞去《三湘都市报》的职务，赴东莞上任。随后，谭军波卖掉了所有外地的房子，在东莞购置价格不菲的带豪华装修的别墅。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想再让太太辛苦搬家了，从他与太太"拍拖"至今，已经搬过不下10次家。

·相关链接·

谭军波自述

我的八年流浪

折射报业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态

我是在业外资本进入传媒市场的黄金时期进入传媒江湖的，也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成长起来的。多年之后，媒体与业外资金的合作寒冬降临。许多合作的媒体或萎靡不振或失败倒闭，已经进入媒体的企业或停止扩张或变卖股份甚至撤资走人。职业传媒人的群体也开始步入漫漫长夜。

步入传媒江湖的职业报人，命运迥异，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风光，有的落魄，总的来说这个群体发展并不理想。但不管如何，我要向他们致敬。他们是一批勇于挑战自我的人，是推动中国传媒市场化的先锋战士。

我前后在传媒江湖奔走八年，有很多感触想说说。

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状态，是我流浪传媒江湖的最大收获。

因为无依无靠，没有铁饭碗，只有泥饭碗，要靠真本事吃饭。传媒猎头.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不能高枕无忧，放松懈怠，必须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情绪饱满向前冲；因为要不断面对新的对手新的环境新的团队新的领导，你必须强化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学习精神；别人请你来，希望物有所值，立竿见影。你没有安全感，只有危机感，必须做好随时被"炒鱿鱼"的准备。于是，你永远有压力，永远戴着镣铐跳舞，永远在挑战自我。现实逼着你必须尽快成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一个积极的人生。否则，你很难混得下去。

东西南北中走江湖的历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业务技能的、团队管理的、为人处事的。人变得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我在省委机关报待过，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子报干过，在新闻出版局属下的报纸做过，在工会主管的报纸混过，现在又在地市级机关报供职，经历了各种体制，各种报业文化，见识了风格迥异的领导，从自己白手起家建团队到改造旧团队都试验过，东西南北中的城市都工作生活过，遭遇过不同的对手，什么环境没适应过？什么难事没碰过？什么高潮低谷，甜酸苦辣没尝透？因此，人反而变得自信、豁达、宽容、坚强而柔韧。经验就是财富，有比较就有发言权。经历的人和事多，你会懂得识别好歹，不再难以取舍；懂得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懂得如何当领导与做下属，慢慢学会知人善任；知道适者生存，随遇而安；懂得欲速则不达，要循序渐进；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必钻牛角尖认死理；懂得处乱不惊，居安思危…总之，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比许多人要踏实从容。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太羡慕你的生活了，拿着高薪到处旅游。确实，能领略不同城市的风景名胜，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群，享受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乃人生一大乐事。而且，光是蜻蜓点水式的旅游，根本无法认识城市的精髓，只有住上一段时间，或者在当地工作，才能深刻地了解城市，了解当地人。我比别人幸运，走了那么多地方，结识了不少朋友，吃了不少美食，领悟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但由于压力大，工作忙，时间紧，我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去逛风景。在重庆，本来打算去云南丽江与四川九寨沟的，那可是西部最美的景观，值得一去再去的。却因为总觉得近、有机会而失之交臂；在上海，本打算要游遍江南风情小镇的，没想到那么快就走了；在长沙，本想一个个名人故居都走完的，最后也没去几处；即使在北京那么久，想自驾游玩遍周边城市的计划，实际上也没有兑现。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有人说，一个城市与你相关，不是风景有多美，而是这里有你牵挂的人，或亲戚或朋友。我与许多城市有缘，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我将来不忙的时候可以开着车游遍中国，弥补八年中的遗憾。

有人说，你为何走的城市越来越小，从首都、大上海、直辖市、省会城市，最后到地级市。其实，走了一圈，我感到年轻时想做大事可以去大城市，要生活便利还是在二线城市。就拿办事停车来说，在北京和上海，我觉得人的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路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小时算近的。一天一般只能办一两件事。停车更是麻烦事，收费贵还不容易找到地方。还是在二线城市舒服。在东莞，车随便停，一般还不要钱，去哪儿都近，也不堵车。或许，我已经老了，越来越喜欢小城市了。

在东莞日报社的就职演说中，我说：中国媒体的现有体制并不适合职业传媒人的生存。

我国的传媒强调的是"喉舌"功能，采取的是"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它既像官场，又似企业，不是纯粹的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企业。有些媒体的主要领导的任命更多是考量政治因素，而不是经营业绩。所以，媒体的头儿多是"政治人物"，而不是职业人。于是，传媒职业人的生存环境就成问题了。猎头网.因为这个群体必须是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才能健康地成长。

虽然，有了一些企业介入媒体经营，但原则上是不能控股的。不能控股对上市公司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无法合并报表。而且，企业只能经营发行与广告，核心产品是不能碰的。营销是建立在产品之上的，投资者无法控制产品，人为将一个整体分割成了两半，上下脱节，经营能顺畅吗？所以，几乎所有的进入媒体的公司与报社都出现这样那样的纠纷与矛盾，合作并不愉快。即使真正能控制产品的企业，也只能悄悄地进行。可想而知，如此环境之下，职业经理人的生存自然非常恶劣！

传统媒体的职业经理人收入偏低也是重要原因。传统媒体不像互联网、房地产、金融、证券、家电等行业，可以拿出较高的年薪聘请职业经理人。传媒业竞争激烈，利润很薄，整个行业收入偏低，媒体自然出不起大价钱聘请职业传媒人。

尴尬的体制、非纯粹的市场环境，使传媒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环境尤其恶劣。市场没有通行的游戏规则，即使签了合同也没有多少保障。职业人被?被黑被欺负的事儿时有发生。每当矛盾出现，你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强大的国有企业，胜负早已注定。

空降兵水土不服是常有的事儿。你新来乍到，要适应新领导，了解新团队，熟悉新环境；你不可能像足球教练带一支完整的班底，否则你会与老团队发生严重冲突；你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不宜操之过急；你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可能遇到的所有无奈与郁闷。

恰恰因为如此，真正混得好的职业传媒人要不幸运，遇到一个好领导；要不就是特殊材料铸造的，绝对是人精。

空降兵最大的尴尬可能是带不带人的问题。带吧，老板可能不高兴，旧团队可能有意见；不带吧，自己的想法可能难以贯彻，工作难以推动。我一直坚持带一个团队去打仗的。我认为正确的路线需要组织路线做保证。所以，每每去一个新单位，我会对老板提要求：我要带几个骨干过来。新领导一般°于我的颜面不好拒绝。但我心里清楚，有的领导会有想法的。后来有的话传到我耳朵里，如什么"心腹大患"，什么"我们要引进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团队"等等。我早有心理准备，当耳旁风。我是绝对与兄弟们共进退的人。要不照单全收，要不分道扬镳。当然，我觉得对不起跟我东奔西跑的小兄弟。因为不安稳，因为收入不高（比不上《京华时报》），有的一直把老婆留在北京，两地分居，难得一见。我真怕他们家庭感情出问题。有一次，去北京请手下的夫人们吃饭，发现他们都很憔悴，相信对我也颇有怨言，是我把她们的老公抢走的，此时，我觉得自己真是个魔鬼。

有些人对我有误解，为什么到哪儿都干不长。其实，我也不想啊，每到一个地方，都想留下来的。在重庆，报社送了一套房，我打算安家的；在上海，我们一开始就看楼盘，想买房，还讨论户口如何进上海；即使在长沙，我们一开始也看了几处小区，想在老家安居乐业的。周华健的一句歌词颇能代表我的心声："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我从来不想"习惯性流产"。太多的迁徙对家庭也不利的。太太搬家搬怕了，女儿转学转怕了。我们挣的钱许多都贡献给了民航与铁路部门了。这种生活好玩吗？我不觉得，但每一次离开似乎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不再敢信誓旦旦了。不过，但愿从现在起能安顿了！走的地方太多是把双刃剑，别人总怀疑你在哪儿都不长久。东莞组织部为调我之事到南方日报社考察，老领导说，此人可用，但别指望他待太长时间。后面再补一句，此人适于创业，用半年也好。其实，我已经老了，想安稳了，不想再折腾了，老婆孩子也不允许我再瞎跑了。而且，我确实感觉走江湖极其危险。做职业经理人难，做传媒职业经理人更难。要想在传媒行业有更大的作为，还是要进入体制内。我很走运，搭上了末班车。我心想事成，如愿以偿。

再见，八年漂泊，八年风雨。

(来源：《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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