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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人才最贵?”
“硅谷”。
光辉国际的高级合伙人郑宇彤曾试图说服一名身处硅谷的高管:“如果您加入我们的客户,公司愿意提供相当于1%的市值的股权”。那是一家市值约为十亿美金的未上市“独角兽”,1%相当于1000万美金,待到上市更会有数倍的增值。
“It's insulting(简直在侮辱人)!”对方面带愠色,谈判就此打住。
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也报道过一个故事:一位创始人下决心用50万美元的年薪挖走一名Google的程序员。听闻offer后,该程序员礼貌地表示感谢,继而婉拒,因为他从Google拿到的年薪是300万美元。
“硅谷是全世界科技行业的人才高地和最大的蓄水池,长久以来都是脑力争夺的顺差地区。”郑宇彤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曾就职于IBM,如今是光辉国际中国区的科技行业负责人。他频繁往返于上海与硅谷之间,参加同学会,或行业的交流活动,通过校友会、公司前员工或行业协会了解行业动态和维系人脉。
光辉国际承担的高管寻募岗位一般为CEO或下一个层级,这样的人选无法简单粗暴地通过互联网社交临时结识。
盯梢硅谷的猎头,回报是丰厚的。这里的人才价码,就像北上广深的房价一样,几年里不停往上翻。高管的身价不亚于一家小公司的市值。哪怕是毕业生,数学系或计算机工程的,多的也能拿到10-15万美金的年薪。这些硅谷人金光闪闪,像潮汐一样,吸引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加入到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并不惜代价。
阿里巴巴总部有一个硅谷员工群,他们的前东家极富盛名:Facebook、Google、Amazon、eBay、Microsoft……这些拥有海外名校博士学历的Jack、Robbie、Richard制造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波智力洄游。
天花板
条分缕析的郑宇彤一直对《极限特工3》的开场镜头念念不忘。有一幕是带头大哥萨缪尔·杰克逊激情高昂的演讲,成功说服了内马尔加入自己的战队。他有些出戏,“高管寻募顾问不是靠巧舌如簧就能说服牛人加入的”,这份工作更像记者,首先是细致的行业研究,其次有针对性地拓展人际网络、同时挖地三尺,找到合适对象;然后再是人格判断;最后是背景调查、交叉求证——同事、客户、老板、下属,有时不少于十人。
在过去的数年中,他大概协助了四五十位科技界有影响力高管的职业变迁。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上帝宠儿,居然被焦虑笼罩,害怕“时间不等人”。
几年前,他曾帮一家顶级公司的顶级岗位寻觅到了非常合适的华裔人选,但对方认为自己的抱负是全球化的,而邀请方则过于本土。这个案子持续跟踪了若干年,最后由于中国公司的体量上升,才得以达成协议。
“薪酬对高级精英并非是最重要的,他们通常在职业较早的阶段就积累了大大超越同龄人的财富,他们真正担心的是错失了参与下一个行业大趋势的机遇”。他拖慢了尾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The next big thing!”
如果要给中国互联网行业写一部传记,2014年9月是绕不开的大事件(big thing)——阿里巴巴上市,创下融资额250亿美金的记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IPO。2015年5月,腾讯市值超过 2000亿美金,两年内市值增长了70%。它们的实力、财富和想象空间触发了硅谷人的求职雷达。
硅谷人吴杰是2014年开始创业的,辞别做了十年的语音识别领域。那一年,中国的热钱疯狂涌入大洋彼岸、大企业到这儿分散投资,寻求国际拓展。基金公司则希望把钱投到性价比更高的地方。他还记得,硅谷举办游戏开发者大会(GDC),一架飞机下来全是中国人。
他创办了基于跨国的在线华人创业社区,希望成为创业方面的维基百科。但这个项目离钱有点远,之后也就夭折了。
几乎是同时,吴杰从中嗅到了另外一种商机——中国企业热情似火的硅谷招聘需求。他于2015年创办了猎头公司Global Career Path(以下简称GCP),专门“为中国企业引进硅谷高端科技人才”。“年薪100万元起”,在GCP的官网上,吴杰对“高端人才”做出了以上的定义。作为猎头方,他每一单将抽取签约方25%~35%的年薪作为报酬。
去年,他总共促成了5位硅谷人回国,年薪最高者是500万人民币。一位来自Google的工程师,回来之后的薪酬是200万人民币的底薪以及一部分股权,而他在老东家的年薪为23万美金。两人的入职为吴杰创造了超过200万的收入。
“如果在硅谷是10万年薪,回到腾讯,阿里这类大公司至少要开出平齐的薪酬,甚至高一点。平齐的话可能就是以前在硅谷不带团队,现在回来要带团队了”。
吴杰试图测量人才回流的标准。在很多场合,他都提到一个趋势:五年前,一个工作没多久的人从硅谷带着光环回归,他可以直接做总监;现在的状态是最多跳一级;而未来五年后,平级也算不错了。“很多硅谷公司,包括Twitter,现在的市值还没有阿里高”,这是一个市场的合理流动。
华裔员工在美国公司一直头顶天花板,一般到总监就到头了。在Google,资深总监和VP的级别里,几乎没有华人的踪影。但瓶颈有松动的迹象,“你不对他好,他就走了”,硅谷人是最为稀缺的产品,而全世界都在争抢TA。
也有降薪回来的案例,前提是足够多的期权或者足够高的级别。有Uber的工程师以VP的职位加入了摩拜,Twitter经理级别的员工也降薪回来当创业合伙人,“这帮人一般工作了八年,绿卡也搞定了,钱也赚了,没有后顾之忧,就是要回来干事业的”。
吴杰说,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的人生是两条分岔路,后者肯定不会降薪,“我在Google好好地,干嘛要降薪另投他门”。降薪也非他所愿,“那样我们按现金的抽成就少了,所以首先会评估客户能付给我们的钱够不够。”他足够坦率。
中国式挖人
“你去给我到Google招个人。”
这是王振中从客户那儿听到最多的要求。在上海新搬入的创业园区里,王振中穿着亮色修身西服,皮鞋一尘不染,脸上带着地产中介的微笑和银行柜员的诚恳。这是金牌销售的面相,极具亲和力。所不同的是,销售是卖商品,猎头是卖人。
在从事猎头的十二年里,他推荐了上百个岗位的人选,可以说是阅人无数。两年前,他辞去全球最大招聘网站CareerBuilder中国区总经理的职务,创办了专门针对涉外招聘的HelloCareer。
“跨国招聘很热,但说实话,互联网,特别是硅谷很难啃。”2011年,他的国内客户不到二十家,但现在已经超过了两百家,其中,IT人才需求最为旺盛。LBS(移动位置服务)、大数据、AI……是雇主扎堆求贤的工种,呼应了互联网爆款产品演进的逻辑和方向。
(来源:钛媒体(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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