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年来快速发展，我国金融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处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位置。金融部门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以其持续高于实体经济的收益率，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资金和人才投身其中，形成了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的状况。这种非平衡的争夺关系，成为引发金融风险的基础。
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银行委外资金使用不规范、金融同业业务过度发展、互联网金融隐含庞氏骗局等问题，对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构成了较大威胁。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已出台多项对策措施，积极稳妥、逐步化解相关风险。下一步处置金融风险的难点集中在监管政策欠缺激励相容性、监管机构专业能力不足、行业监管政策欠缺连贯性和内在逻辑性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找到有效对策。
□邹蕴涵
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逐步改变，在金融部门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对实体部门的挤压和剥夺，这种非平衡关系最终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彻底破裂。在经济调整的阵痛中，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重新开始界定相对关系。这种非平衡的剥夺关系，成为引发金融风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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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存在两种关系
金融部门存在的两个维度决定了其与实体部门的两种存在方式。首先，伴生关系。金融部门是作为第三产业服务业诞生于实体经济之中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资金融通、实现风险分散。其次，争夺关系。在金融部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它又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这种争夺关系类似于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时，新兴工业制造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争夺资源、利润。
当前，一个初具规模、分工明确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在我国基本形成，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已经成为现代金融行业乃至经济的核心，对社会人力、资金等资源的占有已经过渡到争夺关系。
据统计，2000年—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达到17.3%，不仅高于第三产业的其他主要子行业增速（批发零售业14.5%，交通运输业11.1%，住宿餐饮业12.1%，其他服务业16.1%），也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12%）以及建筑业的年均增速（14.7%）；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中有3.4%从事金融业，高于农业（1.5%）、房地产业（2.3%）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2.3%）等主要行业；金融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3%，高于农业（12.9%）、制造业（13.1%）、建筑业（12.2%）和房地产业（11%）。
2．金融部门的资源优势加剧了对实体部门的资源剥夺
由于现代经济的主要参与方（家庭、企业、政府）都需要通过金融行业来突破预算约束限制，借贷行为普遍化所必需的资产抵押使得资产价格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价格之一。于是，金融行业所拥有的资金和信息优势，使得其他行业依赖于其信息收集、分析、估值和资金配置功能，从而达到获取准确资产定价、影响资产价格的结果，形成了这种资金和信息的“资产专有性”。
在市场经济下，根据资源的稀缺性进行定价，金融行业所特有的、具有专有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成为金融行业能够持续保持高额回报的主要源泉。甚至在一些金融市场上，因为这种专有资源优势并不会广泛传播、人人可得，所以由资源优势带来的高额回报并不会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业人员竞争加剧而快速消失。
比如在期货、远期等金融市场上，存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市场（OTC）两种交易方式。在OTC市场上，经纪人通过自身专业知识为潜在的交易方提供服务，与交易方达成不公开的经济业务协议，获取相应报酬。经纪人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为想要出售资产的客户达成最理想定价。一般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内，当企业家想卖出自身持有的优质资产时，往往面临着鱼龙混杂、价值被低估的风险。OTC经纪人可以凭借知识、信息和经验将对所售的优质资产实行正确估价、定价，更好地完成交易。
这种高额经纪业务回报将不断吸引社会上最有天分、最有能力的人投身其中，从而形成了对其他实体企业的人才掠夺。并且，这种金融业务的知识、经验和信息特别依赖于个体的人力资本，这种专有性并不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长而普遍传播、普遍获得。
3．“脱实向虚”中酝酿高杠杆风险
当前，货币存量巨大，给经济带来了过剩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游走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给经济带来了重要影响，也形成了隐性风险。
一方面，过剩流动性意味着低成本资金可得性明显提高，金融部门所掌握的金融资源前所未有的丰富，助推了整个金融部门快速发展。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过剩的流动性在不同领域寻求高回报时，往往最终集中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推动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造成经济还未彻底完成工业化就开始了“去工业化”过程，长期将导致经济空心化，缺乏坚实的增长基础。
除此以外，过剩流动性虽然被资产市场大量吸纳，将通货膨胀隐性化，但是等到资产价格出现波动、资产市场发展出现波动时，隐藏的通货膨胀可能开始显性化，甚至以更大的强度影响经济。
更重要的是，过剩的流动性给全社会加杠杆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助长了资金需求高回报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过剩的流动性使得企业借贷相对更为便利。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信贷市场摩擦使得无抵押的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昂贵。企业或个人想要获得外部融资时，必须支付更高的溢价，这种外部融资溢价也就形成了资金使用成本。而银行等资金融出机构在决定是否出借资金时，通过足够价值的抵押品来规避信息不对称风险。因而，信用扩张非常依赖于抵押品价值。
更进一步，良好的资产市场发展状况给企业、居民甚至政府带来了更具价值的抵押品（土地、房产等），只要资产价格保持上涨，资产价值就能够满足信贷要求，信用扩张就显得更容易，社会加杠杆现象就更普遍且更易达成。同时，过剩的流动性也进一步推升了资产价格，支撑整个经济体的信用更加快速扩张。
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想要突破信用约束，就需要更具价值的抵押品。而资产价格的不断攀升为经济提供了最好的抵押品。所以说，经济高杠杆来源于流动性过剩背景下，依赖于资产价值的信用过度扩张。
4．过度运用杠杆孕育金融风险
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稳定的环境导致金融部门大力创新金融产品，形成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金融机构间相互关联性明显增强，风险同质化程度明显增加；而经济个体也开始追求投资高收益，逐渐放松风险意识，金融风险就在这一过程孕育。当薄弱的风险标准、不健全的风险管理规范、复杂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过度加杠杆这几大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金融风险可能在偶然的市场冲击下形成巨大的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遵循了这样的发酵路径。而在这四大因素中，过度加杠杆成为压垮经济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甚至是政府部门的重要因素。所以，过度运用杠杆形成的高杠杆风险成为当前最主要的金融风险。
随着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点加速呈现，部分领域内开始出现泡沫迹象，金融风险暴露与经济增长下行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大特征。资产管理行业的不断创新使得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经验壁垒逐渐被打破，金融市场交易开始形成跨市场关联、全行业联动的特征。这种跨市场、产品关联和机构关联极易形成金融风险的空间传染机制，引发系统性风险。
1．银行委外资金成为部分金融市场过度加杠杆和影子银行的资金源头
为绕开监管进行套利，商业银行将大量存款通过委外业务委托给券商、基金、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获取高收益。非银金融机构先将这部分资金购买债券等金融产品，同时再将金融产品进行质押式回购或者买断式回购进行再融资，如此循环形成金融市场的高杠杆。此外，银行委托外部资产管理投资机构进行资产管理，银行作为委托方通过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基金专户与管理人进行产品合作，这部分资金成为“影子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并投向高风险领域。
从总体看，银行委外资金主要来自于存款、央行借款、发行债券、同业拆借等方式，其中居民存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委外资金脱离了银行传统存款资产的监管要求，成为影响银行业稳定安全的隐患，更成为影响居民存款安全的巨大隐患。
2．银行同业业务激增深度加剧期限错配，流动性风险影响资产安全
监管机构打击非标业务激发了银行通过同业拆解、同业存放、买入返售（包括买卖信托收益权和买卖返售票据等）等同业渠道对接非标资产的动机，致使银行同业业务激增。当前，一些激进型的商业银行为追求高收益，通过扩大期限错配、拆短投长，将同业存放资金、拆入资金投资于期限较长的票据类资产及买入返售资产。
在银行间整体流动性宽松、银行间拆借利率较低时，此举能带来较高的收益，各家银行也能“相安无事”，同时避开了“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较低者为上限”的监管要求。
当货币政策趋紧时，银行存在不能以合理价格取得资金以履行自身偿债义务（包括储户提存）和其他承诺（比如担保、买入返售）的风险。所以说，银行同业业务激增不仅加剧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难以及时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而且存在流动性资金瞬间枯竭的可能，导致公众信心丧失，出现挤兑风险。
3．互联网金融渐成脱离严格监管的“影子银行”，隐含的庞氏骗局风险明显加剧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主要通过“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P2P+资管计划”等模式进行业务管理，融资方通过小额贷款、信托、券商、保险等机构融资，将该债权通过互联网金融的线上平台拆标转让，变相突破合格投资人门槛，包装成小额、高息的理财产品销售给普通投资者，相当于脱离监管的场外资产证券化。
这种变相突破合格投资人门槛的做法使得资金供给方是无风险识别能力的普通居民，资金使用方是高风险的中小企业或难以正常获取银行贷款的企业。信用风险的传导链条环环相扣，个人投资者成为最后一棒。同时，互联网金融平台从投资者手中获取了大量资金流，但同时没有匹配的项目进行有效对接，为了维持高收益、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平台可能采取庞氏骗局的手段进行资金周转。当地下钱庄、高利贷等传统民间借贷形式遭到法律严格管控时，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以新形式继续从事庞氏骗局，给居民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风险。
4．影子银行深度连接不同金融市场，明显加大连带流动性风险
在微观层面，影子银行享受着隐性存款担保，提供的收益率在储户看来没有风险。这样，在金融市场上就引入了越来越多收益高但风险低的产品，对资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由此一来，那些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反而可能因为无法给出较高的“无风险收益率”，从而吸引不到资金。这种价格体系紊乱带来的资源错配可能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
在实际中，一些影子银行将资金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业、“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等在正规银行难以获得贷款的行业和领域，干扰了宏观调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更为关键的是，银行、证券、信托、融资租赁等不同金融市场通过一个个设计复杂的产品连接为一体，明显加大了不同金融市场间风险暴露敞口，增加了连带流动性风险。
5．房地产市场波动加大新兴非银金融机构风险敞口，更易造成抵押贷款风险
市场流动性泛滥、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资产荒共同推动大量资金风险偏好上行，寻求高收益。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反复调整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波动中快速上涨，形成资产价格泡沫，而这种资产价格泡沫将引发一系列风险点。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
一般而言，由于房地产抵押贷款期限较长，往往是在几十年内分期收回贷款，而金融机构用于发放这种贷款的资金有可能有相当部分是中短期资金。因此，如果房地产抵押贷款在金融机构的资金中占有较大比重，则会承担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除了房地产市场与商业银行关系密切外，随着影子银行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发展，房地产相关信托、基金等新兴融资渠道日益丰富，房地产与金融行业关系更为紧密和隐蔽。而对这些融资抵押渠道的监管相对商业银行来说十分欠缺，成为房地产金融风险中最薄弱的一环。
同时，使用首付贷、消费贷、众筹投资等方式加杠杆导致房地产市场债务风险上升。不同城市房价大幅分化引导资金在一、二、三、四线城市间快速轮动，投机资金对地区房地产市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并且，高企的资产价格造成社会中资本拥有者收益涨幅大过劳动收入者薪资，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带来社会不稳定风险。
处置一批金融风险点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已出台多项对策措施，积极稳妥逐步化解相关风险。截至目前，相关监管处罚明显增加，金融机构自查明显加强，监管措施正在逐步发挥作用。
1．监管机构已采取的对策措施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开始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控。2016年10月，央行将银行类存款金融机构的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计算，加强对表外业务的管理。2016年12月，央行公布了强化宏观审慎监管（MPA）考核管理办法，基于预先设定的14项指标，特别对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和信贷政策执行等7大方面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其中，对资产负债的评估包括广义信贷增速、委托贷款增速和同业负债增速，通过对这3个指标增速的控制来实现与M2增速的相匹配，防止货币在金融体系中空转不能进入实体经济。
2017年3月以来，银监会连续发布了《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等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等8个文件，对当前存在的同业业务、委外等问题进行集中检查，严厉打击银行资金空转现象。与此同时，证监会也逐渐开始对券商资金池进行检查、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评估稿）》等规范性文件，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作出规范。2017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加大了行业监控力度，正在筹建全国信批平台，北京、上海等地的网贷监管细则初步方案成形。
2．已取得的基本成效
据银监会通报，仅2017年一季度，整个银监系统就已经作出行政处罚485件，罚没金额共计1.9亿元。其中，对平安银行、恒丰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处置，目前，各地银监局正在银监会的指导下，进行本地商业银行的监管督查。从统计结果来看，信贷业务违规所受处罚的数量占绝对多数。从银行间同业拆解利率走势，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反应来看，商业银行同业、委外等业务已经开始明显收缩，蓄积的风险已经初步得到了遏制。
同时，互联网金融协会已初步建立了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系统，制定了P2P等网贷行业异常平台风险监测预警判别规则，根据判别规则筛查形成异常平台名录，报送国家相关监管部门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从实际情况看，互联网金融平台数量已从4000 多家降至不足1500 家，91%平台无超范围经营，行业合规性逐步提高。
但是，根据监管要求进行的银行存管系统接入工作进展缓慢，根据融360统计，截至2017年1月10日，实现银行存管系统上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共有128 家，仅占网贷平台正常运营数的9%。由于银行在存管系统对接准入方面设有门槛，如对注册资本、股东背景、运营情况、风控模式，以及平台的合规性方面等都有明确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平台以及合规性不强的平台选择机会更少。
深入、有效、稳妥处置相关金融风险点需要坚决落实已出台的对策措施，更需厘清已有对策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高行业监管水平。
1．监管政策欠缺激励相容性将可能降低监管实际成效
目前在实施检查管理的同时，监管机构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自查，包括总行层级和分行、支行层级，然后根据自查结果，自行上报违法违规行为，接受监管机构处理，这其中存在严重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金融机构如果实事求是地自揭其短，那么将接受严格处罚，因而机构就没有积极性真实上报存在的问题，监管机构就难以看清风险的真实状况，也难以开展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监管。特别是当前金融机构的一些违规行为在本轮处置金融风险前，并未被明确是违规行为，现在采取“既往也咎”的态度就大大影响了监管政策落地效果。下一步，增强政策的激励相容性成为政策落实的关键。
2．监管机构专业能力不足影响对策措施落地效果
随着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密集发布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监管机构本身的监管专业能力将面临重大考验。对于委外资金检查、同业业务考核等极具专业性的监管内容，监管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可能很难满足检查督查要求，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可能导致“查不清、查不透”，监管容易成为“走过场”。下一步，提高监管机构自身的专业水平成为提高监管能力的重中之重。
3．行业监管政策欠缺连贯性和内在逻辑性容易催生新问题
在金融行业的监管中，监管政策习惯于针对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进行短期集中监管。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即监管政策常常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内在逻辑性，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其监管对象容易抓住政策漏洞或者政策留白处，另辟蹊径、逃避监管，从而连带催生出新风险点，打击银行“非标”业务催生银行同业业务就是例证。下一步，通盘考虑监管政策、减少政策漏洞、降低政策间“打架”现象成为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监管水平的重要工作。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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