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永远是暂时的。关键在于提供证据, 而不是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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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精神就是科学进步的动力：通过不断的质疑，看看是否还有不同的答案、更好的方法、以及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科学家们借此才能推动进步，并不断创新而最终使每个人受益。持怀疑精神并不是"反科学"，正好相反，怀疑精神就是坚定的对科学精神的支持。当各种意识形态的人都在寻求真相的时候，我们都应正视内心的怀疑，然后转向最新的科学知识与方案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成为了一名肿瘤科医生。当时，患有最严重的乳腺癌的女性，不仅要接受切除整个乳房的残酷手术，还要对她们胸腔和肋骨的多处部位进行大面积“清扫”。后来的治疗有了不断的进步，医生不再需要实施具有如此破坏性的手术，而更多地使用化疗。当然，化疗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使得病人的身体越来越弱，每次来诊所，还得靠她们的妈妈搀扶着进来。
20世纪90年代，我离开了医疗前线，转向生物技术的研究，以改善癌症的治疗方式。我当时负责一个基因公司的产品研发项目，成功开发了一些更好的抗癌药，比如赫赛汀（Herceptin）， 其攻击目标是癌细胞，而非人体健康的细胞。通过不断的质疑，接受挑战，我们不断探索出更新迭代的办法。短短的十多年，癌症治疗就从破坏性的外科手术，转变为强效药物，以及更为精确的基因疗法。今天，我们又正在研究“免疫疗法”，这些都照亮了我们更进一步的希望。
尽管怀疑精神和不确定性，一直都是科学的核心和灵魂，但“信心”和“确定性”却是当今大多数公众话语中的硬通货。对科学界来说，正是毫无质疑的“信心”，才更让人不安，因为这并不是科学界的硬通货，它已经导致世界各地的人开始质疑科学事业本身。当科学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门学科来对待时，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不安。
把信仰看得比科学更重要，这充其量只能称为犬儒主义，最坏的可能就是否定主义。科学家们谈论怀疑精神，就是在主张：没有相当的证据，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被接受或拒绝。而否定主义，也就是拒绝接受既定的事实，这相当危险。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从2000年到2005年, 南非的艾滋病否定主义，导致了大约33万人的死亡，仅仅是因为政府拒绝接受免费的药物和资金支持，拖延了建起一个完整治疗方案的进程。而在2017年，从4月7日至6月2日，仅仅8周的时间，明尼苏达州就因为“反疫苗运动”，出现了七十多个麻疹病例，超过了2016年全美的麻疹病例总和，而这本是一种通过疫苗就可预防的疾病。
科学的意义不在于产生什么神圣的教义，而在于收集和检验那些指向结论的证据，这些结论反过来又为基于严格研究的方法、治疗方案和政策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这些结论只是暂时的，科学调查是为了质疑我们今天的知识，并通过研究和实验，来不断寻找新的证据。
这并不是说之前的证据是“错误的”，只是说它尚不完整。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侵入性很强的乳房切除手术的外科医生，他们的决策也是基于当时能获得的最好的知识和信息。随着科研的进步，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愈多，方法也在不断调整和改进。这也并不是说当前的知识不值得被信任。例如，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疫苗可以挽救生命，而极少会造成伤害。
当我还是前线肿瘤科医生的时候，我与病人建立信任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我所确定的和不知道的事，都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态度。我不是单向地跟病人谈话，我也在倾听。我尽己所知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对那些我还无法回答的问题做出后续的研究。如果看到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治疗结果，我就会重新审视我的假设 —— 这就是我对于科学的态度。
在现在基金会的工作中，我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盖茨基金会使用的是数据驱动、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型。当证据发生变化时，我们的策略也会随之调整，比如我们对抗疟疾的策略：一旦我们搞明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疟疾的防控，于实践和政治上都行不通。我们就将重点转向在可行的地区，加速消灭疟疾的进程。与此同时, 我们还在支持那些能够挽救生命的工作，并继续开发最终使我们能够根除这一疾病的工具。
毋庸置疑，我们所投资的科学突破，例如新的疫苗和抗旱作物，能够帮助世界各地的人生存下来并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有多少人能从中受益，多快受益，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科学的正确的信心。
科学的方法，从来不是一种信仰的体系，而是一种实践。我们会从更多的实践中不断调整、提升我们的认知并从中受益。
(来源：盖茨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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