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世界书局开幕纪念日发行的《世界》第一号 资料图
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祥地和出版中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多有出版社或书局300余家，出版的图书、杂志数量众多，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业产生过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曾经三足鼎立，世界书局最后淡出了大众视野。1917年，世界书局由沈知方创办于上海，今年是世界书局诞生一百周年，由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出版协会、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联合主办的世界书局史料研究座谈会，于昨天（9月21日）下午在上海市政协江海厅举行，与会的文史界、学术界、出版界学者围绕世界书局以及上海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展开了研讨，追寻这个鼎盛一时，如今几乎踪迹难觅的书局究竟有何可以借鉴的出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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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黄显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以及来自海外的出版史专家刘冰、沈知方先生的孙子沈柏宏发言，披露了史料，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图说：《世界》第一号内页 资料图
世界书局畅销书风靡一时
世界书局这个名字也有一段故事。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夏瑞芳手下工作过的沈知方，又在中华书局成立后被“挖角”，后又脱离中华书局，自行创办了世界书局，当时他敏感地意识到，“世界”这个名字具有全球意味，更具有包容性，商标也是一只非常直观的圆形地球，四周环绕彩云，正中竖写着“世界”二字，有种漂浮于天际的豪迈感。
沈知方有其商人的敏感性，世界书局成立之初，出版的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鹜》《满江红》《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翻译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经竭力宣传，风行国内外，畅销多年。
上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人，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正当商务印书馆瞅准时机，忙着编印各种学科普及小丛书时，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丛书，前后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早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一年时间出版，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与此同时，世界书局也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
图说：冰心亲笔签名的上海世界书局存折 资料图
率先出版英文文学和抗战读物
五十年代登记世界书局出版物，证实其除杂志以外，共出版图书5500余种。涉及门类齐全，品种丰富。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版进步书刊、抗日战争时期出版抗战读物，显示了书局的出版定力。早在1927年，世界书局就率先出版了《19世纪侵略中国史》。
会上，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尤其提到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大量世界名著，金仲华注释的《安徒生童话选》、林汉达等主编的《英汉汉英两用辞典》、《世界标准英汉辞典》等工具书等都为西方文学的传入起了中介作用。
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诗人翻译家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三辑共27种，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书局的职员，由于抗战，回老家从事翻译工作，靠世界书局按时支付的稿酬维持生活。当时敌伪统治区物价暴涨，区区稿酬难以维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朱生豪不顾贫病的煎熬，直到病逝之前，始终专心一志，坚持译作，为世人留下莎剧译本31种，仅余历史剧6种未译。朱译莎剧，到1950年收集在《莎士比亚全集》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今天依然可以从那明白晓畅的文字中领略到翻译家朱生豪的风采。
许多年轻的出版人已不知世界书局这段历史。与会者注意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市政协等有关机构出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目的，曾组织过对世界书局史料的撰写，参与者有世界书局的亲历者朱联保、朱翊新、刘廷枚、胡山源、程小青、邱仲和、刘季康、张弘任、郑蔚文、翁稚棠、易嘉炎等人。有关世界书局的介绍还见诸于图书和报刊。这些研究成果，站在民族出版事业的高度认识世界书局，也使之更为客观、更有启示作用。
上海是近代出版的中心，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始120年，中华书局创始105年，世界书局创始100年。进入新世纪，上海的出版面临机遇和挑战，出版人要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开拓创新，再续锦绣文章。（记者 徐翌晟）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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