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交易篇
国外书商上世纪90年代开始跑中国
眼下，全球巨大的出版集团——哈珀·柯林斯集团，已经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准备跟中国展开广泛的版权合作和交易。但提起十几年前的状况，现任哈珀·柯林斯中国代表处周爱兰总经理，还是有点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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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爱兰到任哈珀·柯林斯之前，其实上世纪80年代，其集团英国部的经理当时已经来过中国一两次，当时在他的印象里，觉得中国的“马路很宽，都是单车，伙食不好，好的酒店也没有一两家，大家的衣服都是蓝色工作服”。去中国的出版社参观，就觉得房子老老的，交流起来也很费劲，没有那么多翻译人才，当然也几乎没有中外版权交易的往来。上世纪90年代，哈珀总部的同事开始定期来中国，一年来两次，跟中国负责进口的书商开会，或者去书店交流，但是细想想，当时版权交易并不活跃，大致都是哈珀·柯林斯想把书卖到中国，并没有从中国买书的经历。当时大家都不看重中国市场，第一是语言不通，第二是中国的盗版很严重。所以很多版权的事情就靠哈珀·柯林斯的亚洲代理公司去做了。而且哈珀·柯林斯当时也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跑，通常是跑亚洲区的同时“顺便走访”中国。
中国书商在国际书展开始露面
哈珀·柯林斯通过一两个员工跑中国的版权交易，跑了近10年，挺辛苦但没什么特别的成绩。2000年以后，中国书商去国际书展参展的比较多了，跟国外书商接触开始频繁起来。当然这其中也有着微妙的变化，一开始中国出版社去书展都是为了旅游，但近几年真的是为了去推广版权交易。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也开始在国际书展开设展台了。
其实早在1987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与每年换一个举办地的全国书市（现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称中国出版业年度三大盛会。这三项活动加上各地纷纷涌现的地域性订货会、行业订货会、专项订货会、书展、书市等等，都刺激了图书销售市场日渐活跃。当时也有国际书商就靠着这几次书展的机会来跟北京出版界谈判，“第一届北京国际书展我也去参加过。”周爱兰说，印象里当时现场没几个人，很大的出版社也只是弄一个小展台，展台也没装饰，只是把书堆得像山一样，让观众和国际书商自己挑，更没图片、DVD等多媒体推荐手段。“因为以前都是国家的出版社，无所谓赚不赚钱。”周爱兰感慨道，这8年间是中国转变特别快的时期。猎头.就拿跟中国出版社谈事情的状况来说，现在的中国书商都很积极，会有很多想法，因为现在要自负盈亏了，就要从市场推广角度多想了。
海外出版商尝到中国市场甜头
从1980年起草到1990年正式颁布、1991年开始实施，著作权法的诞生过程可谓漫长，也来之不易。之后我国版权保护的进程就加快了，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正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书业内容角逐中。这样的变化尤其对以引进出版海外作品为主的出版社影响巨大。
其实当时海外出版界为了打进中国市场，版权价格也不高。译林出版社等致力于进口的书社低价买过大批国外作品，既赚了钱，也突出了译林出版社在国外的影响力。哈珀·柯林斯大举切入中国市场较晚，大概只有四五年，这几年间国内的出版社出过《赢》、《魔戒》、《美国大兵》等畅销书，哈珀因此尝到了甜头，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周爱兰觉得现在国家出版界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大。他们这个代表处还是不能经营，只能做发行和公关业务，比如辅助做些市场推广、客户服务、产品推荐。版权交易他们能参与谈判阶段，但签约仪式要去美国完成。她印象里，兰登书屋来中国有10多年了，但也没有特别大的表现。
但周爱兰饱含信心，“国家现在允许合作项目，指不准以后就允许广泛合资，或者设立外资公司了嘛。”中国的文化市场还是不容小觑的。
股改篇
长江文艺北图中心完成股改
2006年8月，金丽红和黎波这对黄金搭档各拿出34万元入股，成为新成立的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江新世纪）的股东，各持有17%的股份，安波舜与其他9位创业员工共持有16%的股份。记者获悉，注册资本200万元的长江新世纪两大国有股东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及长江文艺社持有其余股份。黎波同时出任长江新世纪总经理。猎头公司.这标志着以金丽红、黎波、安波舜为核心的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北京图书中心）通过组建新的经营性股份制公司长江新世纪，完成了产业化的股份制改造。
央视《新闻联播》曾特别报道称，“由政府主导的这次体制上的变革，让所有者、经营者真正归位，水到渠成地突破了发展的瓶颈”。这表明，北京图书中心的股份制改造获得了高层认可，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风向标。这可称得上是国有出版界的第一次股份制改革。
其实在国内所有行业的改革大潮中，出版界的改革一直很被动、很缓慢。虽然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真正实质性的改革则是十六大之后。现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在年初的媒体采访中表示，“实质性的改革是十六大以后才开始的。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加大了成本，也无疑延缓了时间。像改革初期新华书店权力的放放收收，发行渠道的开开合合，出版社协作出版、自费出版、民营书业的起起落落，都是在探索中。
试验，为改革付出代价在所难免”。
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和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出版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出版社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类，后者将逐步转化为企业。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试点并确定了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新闻出版单位占了近2/3，足见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力度之大。截至目前，我国的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已有根本变化，20余个出版集团已经或正在变成企业，100多家出版社改制，绝大多数省份新华书店系统完成转企改制。
“版权中盘”之梦
多年发展下来，金丽红手里已经有一个作者名单，“全国销量在20万册以上的作者名单都在这里，一共50人左右，我们已经出版了其中20多位的图书”。广告猎头.“我们的团队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畅销书都做了。”这是常常困扰黎波的瓶颈。他开始设想“版权中盘”的路子，什么意思？即拥有版权内容的出版权利，并且是一个跨媒体的平台。黎波认为，大众出版可以跨媒体出版，只要拥有了产品即版权，就只需要打通产品的通路。尤其未来的信息社会，当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基础设施通路都建好了，就需要大量的内容，就体现版权的价值了。如果他们长江文艺做得好，作家把作品都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出纸媒、杂志、电影、电视，这时他们就成了一个版权中盘。于是在股份制改造后，北京图书中心制定了新的三年规划：三年内把图书码洋做到2个亿；做一个杂志群；启动行业培训；适时进入网络数字内容供应。
2006年，正值郭敬明与春风文艺的合作即将到期，在寻找新的合作方时，长江新世纪抓住了机会，和郭敬明团队开始了“版权中盘”模式的合作。金丽红认为，与郭敬明合作，带来的不仅是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品牌，还是一支团队、一个平台。最后，双方采取了“融资管理”的模式。具体操作方式是，2006年10月，北京长江新世纪参股郭敬明的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股东；双方约定，郭敬明的《最小说》等出版物采取利润分成形式合作。由此，长江新世纪也切入了青春文学领域，并开发了青春图书系列《最小说》以及《悲伤逆流成河》、《大地之灯》、《尘埃星球》等。黎波透露，在当年长江新世纪的1.1亿生产码洋中，郭敬明团队对长江新世纪的码洋贡献率接近60%。
最近，他们以出版的名义跟养生医师曲黎敏签订了一个全面合作协议，包括所有衍生品的开发权。而且，他们和郭敬明合作的《最小说》杂志也将一分为二，变成旬刊了，黎波他们早就动手把杂志培养出的一批写作新人笼至旗下，并将在以后扩分成电视剧、连环画的专类写手。再过几天，长江新世纪组建的“全国文学之新”大赛经过海选后，将开始总决赛，投搞人达几万人，这批新人也将是长江新世纪新的利润增长点。新媒体猎头.
股改了，观念也得改
2002年，当时黎波和金丽红都是全国文艺出版社联合体的成员，从华艺一起“投奔”到长江文艺周百义那儿时，周百义当时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国家当时已经提倡按混合制改造公司了，所以黎波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国家投资的按市场机制经营的民营出版公司，就是长江文艺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当时总社长江文艺虽然在出版界品牌效应不错，但市场成绩很不好，成立北图中心时，总社其实也就投了50万元，但从第一本书开始北图中心就没有让总社再投钱。
黎波说，从最开始，总社就不清楚北图中心该怎么走。走到现在，北图中心完成了股改组建了长江新世纪，而且已经在进行私募融资，并计划做大上市了，但总社有些老领导还是不知道长江新世纪究竟要干什么。他感慨道，中国的出版界，机制改革是一方面，缩短理念的差距，改革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从业22年，黎波这个出版人眼中的30年变化是历历在目的，而他的市场观念也在大浪淘沙中逐步清晰。
1986年黎波毕业后来到华艺出版社，一个月才挣76块钱，但书也很便宜，一块一本。那时人们休闲以阅读为主，卖书的都了不得，都是“文化人”。所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的出版市场是纯卖方市场，基本是出什么火什么。”黎波依稀记得，1993年左右，完全不做宣传就有上百万发行的书不下20种，随着年代往后，每本书的发行量越来越小，现在发行20万册以上的都数得过来了。当时都是走新华书店发行，新华书店每年有银行贷款，向出版社报数征订并付款，确保出版社的回款。买断包销和代销分账的形式很少，因为没有民营发行公司。
那时出版人员一个月挣五六百块钱就很舒服了，比公务员略高一点，但完全比不上外贸公司的收入。虽然是铁饭碗，虽然出版社都是国家投资，但国家的投资很小，一个出版社一年如果能挣几百万就能盖楼了。广告猎头公司.而且此前的出版业管理非常严格，那时甚至印个名片都要单位开介绍信。黎波记得，自改革开放之后，光印制名片就“发家”了一批人，此后国家虽然没有放开书号买卖，但允许新的模式来经营，诞生了一批因此起家的民营图书公司。那时候的出版社也是增长最快的时候，一年国家恨不得能批200家，现在的出版社总格局其实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形成的。
后来黎波当了华艺的发行部副主任，代管出版部副主任，用了四五年时间把社里的印刷完成了铅字到电子照排的过渡。但华艺这类的出版社日子越来越难过了，电视、电影甚至网络等日新月异地发展，大众娱乐越来越丰富，他们也没有教材这块“肥肉”的支持，碰到很多经营困难。1999年左右，新闻出版署提出了出版要产业化，在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概念特别新，出版界才真正有了产业化的意识。
出版职业人篇
“挂靠”出来的职业发行人
如果说国有出版社现在也具备了普遍的改革意识，并在内部培养起策划、编辑、发行等多样人才，那么在市场里更早摸爬滚打的一些民营公司有的已瞄准了分化的出版市场。北京一家民营公司时代华语就想只做发行，不做出版，争做全国图书的发行中盘。
2000年底，朱大平抛下了国家机关的铁饭碗，开始涉足出版业，国家在2003年才放开图书批发市场，他就找到一家事业单位挂靠，拿到了批发牌照，成立了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一开始一个人干，后来六七个朋友一起做，再到今年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当年的伙伴有些离开了，股东也增到了53个，他也变成了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朱大平掘的第一桶金，居然是党政类读物，也就是人们概念里通常属于公费消费的那些“非市场化”图书。“不可否认，党政类书籍非常好卖，党政系统很大，全国约有7300万党员。”但朱大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党政读物的民营发行渠道根本就没有，他们逐步说服一些经销商接这种书，才把一部分书店转变为专营书店。传媒猎头.从北京到全国，他们现在拥有四五十个省级经销商。“国家出版社发新华书店，我们就走民营书店。”
中外政治思想专业毕业的朱大平边干边学，从党政题材渐渐涉足社科类、经济管理类、文学类图书。“其实别小看社科类图书，有关中国的现有地位、未来发展问题的书籍有很多高端人士喜欢看。”
“人是被逼出来的。”朱大平说，他从国家机关出来后，能否生存完全由市场决定。2008年4月，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正式“升级”成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人员突然扩大到100多人，管理是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司仅靠着这些党政、社科类图书再增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从2007年，他们启动了“综合产品平台”的发展战略。
5到10年建成全国发行中盘
随着出版政策的放开，北京出版物流中心等国有单位也把眼光瞄准了“发行中盘”，通俗地说，就是要抢占发行权。时代华语这样的民营公司又怎么突围？
“国有发行集团一般都是做区域中盘，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行集团有占领全国的准备。”眼下的出版社都在担心出的书卖不出去，朱大平给他们打了一张很有诱惑力的牌——“包销制”。就是买断他们看中的图书总发行权，保证一出版就进时代华语的仓库，而不允许其他人插手，二级经销权都得找时代华语来要。虽然能垄断发行权，但其实是一着险棋，因为包销意味着不可能等书到市场上卖了看销售情况再定要不要代理，代理多少册了。
书买下来了，就要找卖的地方。一方面他们在8-10个省级城市建立完全控股的分公司，一个分公司至少20名员工，一年运作费用就得100万元，这是庞大的运营压力。“全国有2000多个县，除了各地的新华书店外，我们也要从民营书店里挑出四五家，保证各市有十家书店、县里有四五家书店经销我们的图书。”为了利用现有的省级发行渠道，把图书往市、县级书店里铺，朱大平还拉来一些经销商开起了大会，劝说他们入股时代华语，或者入股
对方。猎头网.但有些经销商总不明白1+1>2的理念，“对方总想着挣的钱全自己拿，不明白一起挣钱可以多挣的道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接受不了现代企业制度。”朱大平感慨道，中国的出版发行行业跟服装批发业几乎是一个水准的。图书发行业属于知识水平最高，但经营水平相当低的一个行业。国家一年出版新书有20万种，但也就北京一些大书城能展示得多一些，地、县级书店根本摆不了几本书。在他们公司找的市、县级经销商里，不乏那种租个20来平方米就卖书的“夫妻店”，来人了就拿走几本，谈不上任何营销水准。但时代华语又必须要借助各地现成的经销网，如何把这些私企老板转变成职业经理人，是朱大平他们以后面临的大问题。
上市篇
当资本进入出版业
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的时候大受感动。仅4个小时进入到他们指定账户的就有1800亿元资金，当时他们都不敢相信，先后核准了6次。这说明资本市场对中国出版业充满了希望和期待。首次整合了采编和经营业务上市的这只“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堪称中国出版界上市的破冰之旅。
如今，像长江新世纪、时代华语这样成功的民营公司，都定下了上市的目标。朱大平通过计算定下了一条“够格”上市的标准——就是做到5亿码洋，保证七八千万纯利的时候。但目前时代华语就3000万元注册资金，在出版集团里算规模很小的，只有公司市值够大、竞争力足够的时候，才能吸引外资的注意。
与这雄心勃勃相比，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却认为，目前中国出版集团整体上市的时机尚不成熟，而且目前中国出版集团上市并没有明确举动。现在有些出版媒体把经营业务分拆上市，已经被业界戏称为“没有厨房的餐厅”，剥离上市既难以对投资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又影响到上市公司建立透明、公开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外，出版上市还存在资本经营人才缺乏、产业政策的限制、盈利模式的不明朗等难点。
更早上市的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哈九如也表示，他们是因此拿到了4.8亿元的现金，但是用好这些钱就费劲了，如果把钱投在传统的或者原来做的行业里面，这个回报率和资本市场上是有差异的，这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投向新的市场。上市公司承担着对资本的回报，用好钱再赚钱是不容易的。
“出版业需要资本”目前已经成了出版界的共识。中国出版业和资本市场的对接博弈，将开始新的一页。
(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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