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备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在干部青黄不接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被视为关系到“亡党亡国”(邓小平语)的问题。
1984年，一份约1100人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即“第三梯队”名单，由中组部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多年后，这份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在名单之上。
鲜为人知的是，50年前的1964年，同样由中组部操盘，实施了一项“接班人计划”。遗憾的是，这项计划因“文化大革命”而流产。
今天，后备干部的重要性已不像80年代那样凸显，中共在用人制度上面临着新的挑战：违规用人、暗箱操作时有发生，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屡禁不止。习近平强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治本之策。
如何选人用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一党执政制度的国家来说，始终是一项关键任务。中组部自身也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面临着更公开、更透明的压力。它又将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中组部的办公楼不挂任何招牌，办公电话没有列入公开的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这个中共执政系统中最核心、外界眼中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这个全球最大的超级HR，是如何运作的？
作为这座曾获得中国建筑工程最高奖——鲁班奖的建筑的设计者之一，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汪孝安曾将业主的设计要求概括为：“民族风格与现代风格相结合，庄重、实用、不豪华。”
在楼内办公的中组部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为几乎与中共同时诞生的部门，中组部在过去90年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体系以及独特的文化氛围，成为中共执政必不可少的核心机构。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又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人将中组部比作全球最大的HR(人力资源部)，管理着全国8000多万党员、大约60万党政领导干部。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然是跨国公司的HR无法想象的。
1 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建立 中组部虽然成立很早，但正规的工作业务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来，而真正成型，则要推迟到解放后的50年代。
1948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彭真写信，要求中组部应给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门发一个通知，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并不断督催，以建立起中组部的业务。11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在彭真的领导下，由安子文具体负责，开始大力建设中组部的机构和业务。
建国以后，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拟仿照苏共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建立中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按照这套办法，党、政和社会团体中，所有重要职务以及任职干部都必须登记在册；调动任免时，需根据名单，对干部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
1952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管理。这个制度，我们称之为干部职务名单制。”
1955年1月，中共颁布了第一份干部名单——《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地厅级以上所有干部，全部交由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在组织系统内部，这些干部被统称为“中管干部”。
从1955年9月开始，各个省和部委仿效中央，制定了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全国逐步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统一管理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
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干部对记者说，简单讲，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党管干部”，第二条是“职务名单表”。各级组织部按“权限”，管理自己“名单”上的干部。“直到今天，这套制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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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 过去几十年间，“名单”的范围进行过几次大的调整。
1984年，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对干部的管理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对记者说：“除了省部级干部外，本来地厅级、司局级干部也归中组部管，当时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这样，中组部就只管省部级干部了。”随着这次调整，中组部负责管理的“中管干部”人数由13000多，缩减到4200多，担子一下轻了很多。
据当时中组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干部数量增长过快，以致各级组织部门不堪重负。中组部统计显示，80年代初国务院26个部委的司局级干部已达到1415名，比刚解放时翻了几倍。
这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建国初，各部委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开会，一个怀仁堂就可以全坐下。等到打倒“四人帮”，开会就不得不去人民大会堂了。
1984年之后，“中管干部”的名单又经历过几次调整。期间，中组部一度曾将下放的权力收回，以遏制地方提拔干部失控的局面。80年代末，各级组织部门的管理权限开始步入常态，并延续至今。
关于现在中组部的职能范围，英国《金融时报》曾做过这样一个对比。
美国通用公司是目前全球员工最多的公司，它拥有75万名直属雇员，这个数字超过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之和。此外，还有50万名经销商和150万左右的厂商雇员靠它吃饭。但与中组部相比，通用公司HR的管理范围不值一提。
3 后备干部 在建立干部职务名单制之初，中央就已经在考虑，将后备干部的培养制度化。1953年，中央就提到要仿效干部职务名单制，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将发现培养和提高后备干部的工作，看作各级党委和一切管理干部部门的经常任务之一”。
改革开放后，培养接班人，成为中组部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共元老、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曾多次强调：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982年，在陈云的提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简称青干局)，专门负责后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青干局对后备干部的管理也是通过“名单”来实现的。中组部原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对记者回忆说，到1985年，“名单”上的各级后备干部人数已超过了10万。其中，中组部掌握的省部级后备干部1054人，各省组织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18000人，余下的96000人则是地市州组织部负责的县处级后备干部。
不过，与“干部职务名单”不同的是，“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名单上。
4 谈话与座谈 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的方式很多，但最有效的手段却是一种老式做法：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事实上，直到现在，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仍然是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最主要的方式。
中组部原部长尉健行对组织工作有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熟悉干部是组织部的职业要求，必须亲自接触、亲自谈话。别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亲自接触、亲自谈话这个方法。前述中组部干部对记者说：“在我们组织部门的工作意识中，干部考察是否深入，谈话的人数多少、范围大小，是个主要的衡量标准。考察干部不谈话或者少谈话，这个考察就缺少有效性。”
据这位干部介绍，为了考察一名正部级干部人选，被中组部约谈的对象有时可以达到上百人。“只要是被考察对象工作过的单位都要去，有工作关系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点的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开。”
1985年，为选拔北京市领导，中组部干部考察组与北京市委工业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考察组下榻的北京大都饭店，三名中组部干部参加谈话，北京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谈话内容主要是被考察对象的工作、思想以及生活情况。
这位被考察干部从他年轻时的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思想认识，中间还回忆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他提到，父亲的问题对他影响很大，他属于干部子弟里面从小就有自卑感的人，可能一生都要在父亲的身影下度过。
整个谈话中间，没有谁提什么问题，只有被考察对象一个人在独白。
直到今天，“组织部找谈话”都是一件非常严肃、重要的事情。被考察对象说的每一句话，以及谈话时所表现出的态度，甚至一个细微的动作表情，都有可能成为上级任免的依据。
谈话中，有时还会让被考察对象即兴写点东西，如开列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目、写一个简短的自我评价等等，以尽可能全面、详细地掌握被考察对象的各方面情况。
座谈会，也是组织部门考察了解干部的一种传统方式。
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可以对多个被考察对象进行比较、筛选。如果有人在会上有一点特殊的表现——比如经过精心准备，使用非常生动的语言做了一个既简明又系统的发言，或是发言中有一两句比较生动的警句或引用了几句朗朗上口的群众语言，他就可能给会议主持者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影响到他日后的使用和提拔
5 新方法 但中组部很早就意识到，仅靠谈话了解干部，有其局限性。
“敢说真话的人少了，当地关系也复杂，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张全景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组织部门也不想用错干部，很多时候是考察不清，发现不出来。像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过去就没有考察出来。1986年，为了更客观、更科学地评价和选拔干部，中组部启动了一项名为“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计划。
王军衔是当年中组部具体负责这项计划的青年干部。他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项目，研究内容包括对干部能力素质的测评、考核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提高干部能力素质的方法，等等。
这个计划吸收了当时即便在发达国家都非常前沿的心理学量表测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大跨国公司当时有的，我们都有。”王军衔说。
80年代，中组部在培养后备干部时，已经用上今天很流行的案例教学。据王军衔回忆，为了学习国外政府和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经验，中组部曾数次以人事部的名义组织考察团出国出境考察，美国、瑞士、日本和香港等管理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考察之列。
1986年12月，中组部考察团在香港考察了瑞安公司。后者是较早引进美国“希氏人事管理制度”的公司。一位考察团成员在考察后写道：他们对工作先进行岗位性质、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的分析，进而进行职位评估，再进而形成用人标准，制定薪酬政策等一套人事管理制度，很有借鉴意义。我越来越感到，人事管理绝对是一门大科学。
6 用人标准 2013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的“五项要求”，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过去几十年，中央颁布的用人标准在提法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变化，从建国初的“又红又专”到“文革”后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再到之后的“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2014年，总计71项条款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
这一条例，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如，晋升县长，需要5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
但这些规定又具有很大的弹性。条例同时允许，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再补课；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
标准量化了，但核心仍然没有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党的忠诚。”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全景说：“首先，政治上必须是坚定的，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有正派的作风，要出于公心去工作。”
在忠诚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具体任务来考察、选拔干部。中组部原部长贺国强在《怎样当好组织部长》中提到，一个组织部长，必须自觉坚持在大局下行动，使组织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建国之初，中组部提拔干部看重战功与战争年代工作资历。1963年，全国2074名县市委书记中，76%参加过抗日战争，22%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只有2%。
改革开放之后，技术型干部开始受到器重。到1988年，各省1655名正厅局级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已超过半数，占56%；在5597名副厅局级干部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64.6%。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中组部选中，进入了后备干部名单，其中的佼佼者日后还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今天，中组部在选拔、培养接班人上，倾向于更重视那些有大局意识、有能力总揽全局的干部。
主政一方的履历在干部的任用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在中组部工作期间的感受而言，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
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
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干部对记者说，事实上，中组部在提拔省部一级的干部时，很少考虑其专业背景。那些从基层干起、履历比较完整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
不少干部之前对此并不理解。80年代初，一位被派往纺织部任职的干部还给中组部打报告，说专业不对口不去。
今天，这种认识已经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被任命之前，并没有干过一天公安，而是一名在国企浸淫多年的企业管理者。在中组部，不论是前任部长李源潮，还是现任部长赵乐际，在任该职前都没有在组织系统工作的相关履历。
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炼。
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现任国家副主席、中组部原部长李源潮曾引用古语“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来强调基层经验的重要性。
不过，有基层经验的干部的比重现在似乎正在下降。2009年中组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央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中，来自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很多机关干部也因此被称为“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衙门。
中国人事科学院研究员吴江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前干部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上下流动不畅，“基层干部上不来，机关干部下不去”。他告诉记者，由于片面强调学历和年龄，很多有经验的基层干部得不到提拔，缺乏上升的通道。
为扭转这一局面，经中央批准，中组部2009年下发了文件，要求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要有一半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要有三分之二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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