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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全球最大的超级HR 中组部是如何选拔官员的?


  《职业经理人周刊》   猎头班长v微博   微信:AirPnP   201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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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干部培养 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开始有意识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就是经过多岗位历练的一位省部级干部。在2007年出任商务部长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任职:苏州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据《金融时报》报道,2007年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曾与陈德铭会面,他感叹,陈德铭的职业生涯令他想起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它们将有前途的管理人员派往不同的分公司和表现不佳的部门,让其经受艰苦磨炼,然后才调回总部。
出国培训,也被认为是综合素质培养的一种有效途径。
前几年,每年有数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部门的安排下,前往发达国家求学,而这些培训项目的核心操作者正是中组部。
2002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参加了第五期“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在哈佛接受了大约三周的学习。
这是一个由中组部负责选拔学员、国家外专局负责实施的培训项目。培训的课程包括美国政策与政府、媒体如何运作、谈判策略、社交媒体等。除上课外,学员还有机会访问参观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以及陈德铭等,都曾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培训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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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戴帽子的” 一名干部是否能够进入“名单”得到提拔,决定权掌握在上一级的党委手里。“中管干部”的任免决定,通常由中央做出。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管理“中管干部”的中组部作为中央的职能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责。例如,中央某部缺了一位副部长,中组部就要搜集相关的人事材料,进行考察。然后,形成详细的报告,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
中组部是中共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也是一个深受高层重视的部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等都曾亲自担任过中组部部长。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陈云曾对中组部的干部说,你们要一是一、二是二,是是是、非是非,不能看眼色行事。在延安的时候,他还提出一个观点,中组部的性质和任务与中央社会部(注:成立于1939年,负责情报与保卫工作)不同,社会部是专门找坏人的,组织部是专门找好人的。他说,看干部首先要看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
在很多党员干部眼里,中纪委是“摘帽子”的,中组部是“戴帽子”的。在中组部工作,常被认为是件很风光的事,每到一个地方考察,都是当地一把手亲自会见。
中组部青干局局长李志民等人曾去黑龙江,考察继任省长人选。在八天的考察中,他们与在哈尔滨的所有省领导都谈了话,仅省委书记就单独谈了两次,其中一次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不过,在中组部工作过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件轻松的差事。因为,得罪人和被人误解的情况都时常发生。

中组部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扮演的角色是党中央的“助手和参谋”。一些熟悉中组部业务的人,甚至更愿意把它看作中央的一个“大办事员”——负责办理中央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各项事务,而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对人事任免拥有决定权。


9 两大核心业务 中组部的核心业务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党建,一是管理干部人事。
一位熟悉中组部的人告诉记者,一般说来,带有“组织”字眼的局处,如组织局,是管党建的;带有“干部”字眼的局处,如干部调配局、企业干部局,就是管人事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建设亟需大量的科技创新人才,中组部又在原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才工作局,负责人才队伍的建设。
近几年,这个局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显示出巨大的能量。2008年,牵头启动了“千人计划”,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从国外招揽了2263名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自从设立了人才工作局以后,中组部有了新的定位,即“三个之家”: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和知识分子之家。
中共有超过400万个基层党组织,中组部组织局承担着对它们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组织局还负责8000多万名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可以说,这是一项繁重且出不得半点差错的任务。
为了有效地实现管理,组织局侧重于宏观指导,具体的事务则更多地依靠各级党委,以及延伸至基层的组织系统。张全景说:“组织系统没有涉及不到的部门,战线非常广。”这个庞大、严密的系统,从中央、省、市、县一直延伸到乡镇,有大约10万人在维护着它的运转。
根据1985年的数据,当年底组织系统共有干部96615人,其中包括:中组部509人、省委组织部2741人(平均每省94人)、地市委组织部17087人(平均每地市47人)、县市委组织部37928人(平均每县17人)和乡镇组织委员38350人。
中组部对大约5000名“中管干部”的管理,采用了分类的办法。每个干部局,负责某一个或几个系统的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管理。比如,有的干部局管党政与外事干部,有的管地方干部,有的管经济、科技与教育领域的干部,还有的管企业干部。
各个干部局对干部的管理,不仅仅是“管人头”(即提拔、任免干部),还需要让那些被提拔的干部“能坐在一起工作”,后一项工作也被通俗地叫做“配班子”。
中组部原部长贺国强,在党内以“善于团结人”著称。有媒体报道说,他执掌中组部之后,摸索出一套“配班子”的“贺氏法则”,即在保证干部个体素质的前提下,注重干部之间的兼容性。在党政一把手的配备上,避免将两个强势干部配在一起。通常是,将资历深一点的与资历浅一点的搭配,性格强势一点的和性格温和一点的搭配,思维方式宏观一点的和微观一点的人搭配。
在如何管理“班子”上,张全景也有自己的经验。那就是,管好一把手。干部管理权限下放以后,如何管好地方干部,成为中组部当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1993年,张全景提出,管好“两个30”,即30位省委书记和30位省长。他说,很多问题都出在一把手上。“无论是用人也好,其他事情也好,一把手的作用太大。选好、管好一把手,好多事情就可以办好。”
为了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中组部还专门设有干部监督局,受理用人方面不正之风的举报。同时,办理中央批办的反映领导干部重要问题的案件。
为此,中组部对外公布了举报电话12380。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公众能够与中组部联系的唯一方式。中组部的办公楼不挂任何招牌,办公电话没有列入公开的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10 低调与“高调” 中组部一直被认为是中共最神秘的机构之一。它的工作人员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工作场合,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也不苟言笑。
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王军衔告诉记者,由于工作需要,他们经常会与省部级领导谈话,参加他们的民主生活会,但从不发表任何意见,更不会轻易评价干部,只带耳朵、笔记本,听完就走,不讲话,“就像是一个隐身人”。
退休前任福建省人事厅厅长的唐文光,上世纪60年代曾在中组部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刚到中组部时,他被安排处理地方上的来信。有一次,他刚准备给地方打电话,就被叫住了。他被告知,打电话前必须先写一份电话稿,经批准后才能打。“你的一个电话,对下面的人来说,就是一项政策。”
“在很多时候,中组部的言论就代表中央。没有授权,我们是绝不能私自发表看法的。”李志民说,“必须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组部内部有一套严格的纪律制度。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笔记都标有序号,用完存档,离职前全部上交。不同部门之间,互不交流工作。出差去哪里、找什么人、办什么事,更不能相互打听。
张全景认为,组织工作有一定的机密性,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工作性质、工作方法的考虑。
历史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即使在根据地,环境也很艰险。而组织部对自己工作范围内的党员、干部是全部了解的,因此保密就至关重要。
建国后,由于组织人事工作的敏感性,仍存在保密问题。某些党员干部的特殊情况、正在酝酿尚未决定的人事任免、酝酿讨论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等,仍需保密。“这与扩大用人上的民主、党务公开等并不矛盾。”张全景说。
中组部工作人员表现出的不苟言笑,甚至是刻板,在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看来,是工作性质使然。“在组织系统内,你永远不可能代表自己。”他说,“你必须低调、内敛,服从纪律。”
不过,中组部也有“高调”的时候,那就是出席干部的任免大会。
一般而言,各省市区一把手的任命,都会有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到场。每年“两会”后,是地方领导的换届期,也是中组部领导最忙的时候。

11 去神秘化 近年来,中组部开始出现去神秘化、公开化的迹象。

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这是中组部第一次派高级官员接受媒体集体提问。
2010年6月,中组部在例行发布党内重要统计数据时,一改往年的书面发布方式,破天荒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任命了一位新闻发言人。
发言人说,这是推进党务公开、提高组织工作透明度的一个实际举措。他坦率地说:“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对这个工作还是很生疏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帮助、多指点、多理解。”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组部开始探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中国人事科学院研究员吴江说,如今,副厅级以下以及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岗位,已经实现了公开选拔。
2010年4月,德意志银行(中国)原董事长张红力被任命为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成为中组部从海外引进的最高级别官员,改写了之前没有“海龟”直接成为“中管干部”的历史。
中组部打破惯例,通过市场方式选聘“中管干部”,俨然是跨国猎头公司。但不言而喻,它与猎头公司的做法完全不同。
在组织关系上,四大国有银行的高管(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和监事会主席)均属于“中管干部”序列。其人事任免,国资委会参与,但中组部有很大的发言权。
事实上,中组部曾多次以轮岗的方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进行调整。一些高管,被任命为政府高官。前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曾被擢升为央行副行长,完成了从银行家到政府官员的转型。
有人批评,公开选拔的范围不够大,尤其是高层干部的选拔方式,仍比较传统。
“(高级干部的任免)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是合力的结果。”蔡志强说。他认为,这种闭门协商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地权衡各方不同意见,避免出现动荡。
但这套协商机制,需要制度化,也需要更加公开化。同时,如何界定组织部门的权限,如何管理不同类型的干部,也是新时期中组部面临的课题。
但这套协商机制,需要制度化,也需要更加公开化。同时,如何界定组织部门的权限,如何管理不同类型的干部,也是新时期中组部面临的课题。

“中组部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蔡志强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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