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孙伶俐）：4日至7日，全球高校技术经理人协会亚洲大会在耶路撒冷举行，云集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高校学者、技术转移领域的专家和技术经理人，交流和分享了技术转移的最新发展、成功案例和创新模式。6日，围绕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还专门举办了中以协同创新主题研讨会。
全球高校技术经理人协会亚洲大会是亚洲技术转移领域的最大行业会议之一，而在6日举行的中以协同创新主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以合作、全球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的技术转移等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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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科技参赞崔玉亭致辞。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科技参赞崔玉亭指出，以色列的技术转移体系虽然中国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有些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以色列大学里的技术转移公司不同于我国高校内部的科研处，而是一个专门化、市场化的机构，得到大学的充分授权，责权利明晰。“大学充分授权给技术转移公司，教授不能自己去（做科研成果）转化，专门的事有专门的人做。这些技术转移公司掌握着教授的研究信息，知道教授的研究成果，一旦觉得你的研究成果有市场化前景，它就去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去找工业界，把你的知识产权转化出去、卖出去。它建立的技术转移公司真正是专门化、市场化的机构，既隶属于学校，同时又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有专门的专利分析师、市场分析师，还有给你融资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第三，大家合作的收益也比较明确，比如说，这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转给了这家公司，卖了1000万，40%归科学家团队，400万很清楚。还有责任链条也很清楚，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完全是技术转移公司跟企业、工业界谈，谈完了以后技术交易就结束了，不用再给学校报、给部委报批。”
西安赛乐斯特生物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卜昕表示，技术经理人培训是公司的一项主要业务。在科研技术成果转换过程中，技术经理人能发挥主要作用，而目前在中国非常缺乏这类复合型人才。“我们国家目前最欠缺的就是技术经理人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做技术转移首先要懂技术；第二要懂法律、政策、法规；第三，要懂市场，这个技术未来要转让或许可给谁？你要懂技术的市场。第四，还要懂一点金融，如果要成立公司，你怎么跟企业或投资人谈这个技术的价格，技术将来怎么入股？所以技术经理人是个复合型人才。”
以色列技术转移网络联合主席、希伯来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伊素姆公司首席执行官亚荣·丹尼亚利博士过去两年曾经到过中国三、四次，他认为中国和以色列的国情不同，不能照搬以色列的技术转移模式。中以双方可以优势互补，以色列可以利用中国强大的工业资源，而中国也可以利用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学的学术界技术转移和企业界的技术转移两方面都很强，大学的研究水平很高，所有的工业发展很快，资源丰富。以色列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技术转移能力很强，工业发展却很弱，我们有很多初创公司，但是只有很少的几个大公司，所以以色列和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同。我的建议是，认识到以色列的技术转移实践是围绕国际化技术转移建立的，而且是围绕小的年轻的公司进行转移的，而中国开展技术转移工作不应该模仿以色列的模式，而应该认识到自己巨大的潜力在于，在强大的学术、相对弱的应用研究和强大的工业之间开展技术转移。要认识到这肯定是一种不同的挑战。”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讲习教授陈东敏主持中以协同创新研讨会。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讲习教授陈东敏指出，以色列在技术转移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并把创新创业列为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中国这几年也开始重视创新创业，但在认识程度上和以色列还有差距。大学科技成果转移本来就很难，成功率很低，需要机制体制不断创新，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来完善。“高校技术转移通常技术成熟度不够，要求承载技术方研发能力比较强，中国目前民营企业很有积极性，但民营企业的研发能力实力不够强大，很难把学校的原始发明拿来再开发，这个再开发过程是目前我们遇到最大的瓶颈。而我们教授研发不太了解市场、工程过程，他的发明可能离市场，离批量生产、规模化生产，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东西交给企业，它很难接受。通常在中国的情况是，大学会帮企业做一段研究，问题是大学是不是应该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情，而企业又不会做，怎么办？这是中国独特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创造新的模式来解决。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能照搬美国的技术转移模式，中国现在还不具备美国的高度工业化的能力。中国可能不是简单接受技术的国家，而是跟发明者共同在中国把发明创造的价值做大，我们叫拓展，市场拓展可能是比技术转移更适合中国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来源：国际在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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