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晚,证监会发布公告,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 四年前该公司首次申请上市,但后来被终止审查。2018年该公司再次冲关,首发申请获通过。
根据披露,甘李药业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不超过4020万股,计划募集资金约25.19亿元,其中5.58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将投向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重组甘精胰岛素产品美国注册上市、胰岛素产业化等七大项目。
注意甘李药业经营管理、主营业务、研发、盈利水平、环保等方面存在诸多风险。
行贿医生与公司无关?销售员在为谁工作?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5月25日,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检察院就甘李药业湖北省销售人员涉嫌商业贿赂一案提起公诉,指控2010年至2013年10月期间,甘李药业湖北区域17名销售人员为扩大药品销量,提高销售业绩,向湖北省多地医院医生行贿,行贿金额2,770,383元。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鄂荆州区刑初字第00087号《刑事判决书》,对该案十七名被告人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作出有罪判决。此次首发审核时,发审委要求保荐机构、公司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上述案件的情况,说明公司是否涉嫌单位犯罪,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涉案。并说明案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公司是否因该案遭受经济损失。
甘李药业表示,上述案件已审理终结,公司不是上述案件的当事人,不需要在上述案件中承担任何责任。该案件反映公司在销售人员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执行存在瑕疵。公司已作出了有针对性整改,加强了销售合规管理和财务控制管理。
同时,甘李药业也承认,该案件对公司在湖北市场的声誉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对该公司在湖北市场的短期销售收入存在不利影响。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2013年甘李药业的一位医药代表向媒体举报:“甘李药业至少从2008年就开始了商业贿赂工作,其行贿的主要对象是各大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甘李药业内部制定了详细的回扣规则。”
对此,甘李药业表示,销售考核体系中对于合规环节重视程度不足,销售合规制度体系有待完善;销售考核存在唯业绩导向的思想,对于业务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重视程度有所欠缺。
员工贿赂医生让甘李药业声誉大损,而且该公司胰岛素产品的终端市场以医院市场为主,此次因行贿医生而被处罚将会对公司未来在各大医院的销售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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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李药业首次IPO被终止审查后,业内也曾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公司在前一年卷入医药商业贿赂丑闻有关。据媒体报道,因商业贿赂,2013年11月,警方曾批捕甘李药业驻湖北的7名医药代表,包括省级销售经理、区域经理和医院代表。并且,由于涉及金额巨大,该案被列为湖北省重大经济案件之一进行处理。而在再次谋求上市的时候,甘李药业商业贿赂问题仍是发审委的关注焦点之一。
“甘李药业过会后始终不能发行上市,而从去年到今年,登陆A股(科创板除外)的制药企业也寥寥无几,这可以说是国家有意治理整顿国内医药企业商业贿赂盛行、销售费用占比过高等痛点问题的信号之一。”一位投资人向记者表示。
自去年长生疫苗事件发生以后,医药企业销售费用占比过大、研发投入较少的现象尤其被社会舆论所诟病。而证券监管部门也开始将此类问题纳入监控范围,比如向多家上市公司发出问询函,要求企业就销售模式、销售费用等问题进行补充披露,同时也加强了对计划上市的医药企业的质量把控,不少拟上市企业因为商业贿赂、销售费过高、毛利率异常、专利等问题而导致IPO被否。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共有约40家医药企业成功登陆A股,而2018年仅有药明康德(603259.SH)和康辰药业(603590.SH)2只医药新股,2019年迄今则只有康龙化成(300759.SZ)一家。另需一提的是,药明康德和康龙化成均属于CRO企业(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两者业务均不涉及药品的销售。
国家治理医药企业销售费用不合理的决心在今年年中更是进了一步。6月4日,财政部公告称,将会同国家医保局成立部际协调工作组,开展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重点围绕医药企业的费用、成本和收入的真实性进行检查,77家企业被列入稽查检查名单。赛诺菲、施贵宝等跨国药企,以及恒瑞医药(600276.SH)、复星医药(600196.SH, 02196.HK)、上海医药(601607.SH)、步长制药(603858.SH)、华润三九(000999.SZ)等多家A股上市药企均在该份检查名单中。
“轻研发重销售”可以说是中国医药企业的通病,而就算是恒瑞医药这样公认的行业龙头都曾卷入医疗腐败案,因此市场预期很多公司将经不起检查,所以,在公告发布的当天,上证医药指数便持续走低,多个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财政部是专业的会计信息检查部门,所以这次检查不同于以往,对企业来说很关键。”一位国内大型制药企业的政策研究专家同时告诉记者。
按照财政部的规划,会在2019年6月至7月展开此次专项检查,8月30日前各地需将检查材料上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据记者了解,目前相关检查工作已基本收尾,最后的检查结果或许会在年内公布。
事实上,中国医药企业销售费用的(结构)不合理事出有因。据东吴证券研报,在药品销售渠道的终端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的药品主要通过零售药店等机构到达患者,占比达到73%;而我国主要通过医院等医疗机构到达患者,占比高达 85%。
在这样的药品流通模式下,所带来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药企销售费用流向。在长生疫苗事件发生不久后,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也随即对中国药企销售费用畸高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发布了相关报告。据报告所称,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药企的销售费用主要有六大流向,包括公关招标机构费用、公关医院相关负责人费用、医生回扣、医药代表提成、逃税洗钱(过票)成本、统方费用。其中,医生回扣是药企销售费用的主要流向,这是因为具有处方权的医生直接决定了药品销售的多寡,且长期缺乏对医生的成本约束机制,加上医生资源稀缺,成为各药企激烈争夺的“销售端口”。
一位制药企业的内部人士向记者确认了以上说法,他表示说,药品的销售费用包括了研发费用、生产费用,招标部门公关费用,医生费用等,而其中大部份是流向医院(医生)端。
更值得注意的是,药企的销售费用支出甚至与医保支出“暗暗联动”。“如在药品招标环节,由于招标采购机构‘只招标、不支付采购’,因此自身没有动力降低药价、节约药费,成为权利寻租、与药企合谋推高药价的制度温床。”恒大研究报告表示。另一方面,医生回扣也造成了用药结构扭曲问题,抗生素、中药注射剂、辅助用药滥用现象严重,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以及医保基金的不合理支出。
但可以看到的是,新医保局成立后,已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进行控费,控制医保费用不合理增长,除了其本身的成立便意味着药品定价与支付主体实现统一、更具降价动力以外,医保局也通过国家集采等药品采购方式,让药价在招标环节就能“挤出泡沫”。
“现在的医保政策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药企和渠道都被牵涉其中。目前医保局作为支付方已经连出重拳如集中采购、推进DRG付费试点等来调整控制医保基金的支出,而主管医院的卫健委在出台重点监控目录之后,预计未来还会有其他配套医政改革的动作。”有业内人士如此预测道。
(来源:百度 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