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智库“百万大军”—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与政策建议

五是人才制度。欧美国家具有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学者，一般都有在外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且职位都不算低。这段履历使他们在发声中更富有技巧性，在交往中更老练，在声音传播上更权威。相比之下，频繁为中国外交发声的专家，多是老大使，口径与外交部差别不大；仅有学术履历的中国学者，显得不够权威，没有分量。在中国，像傅莹大使那样，既有足够外交履历，又在国际有自己的话语特点，且有影响力的智库人士实在太少了。由此看，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人才制度变得更加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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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思想上未能解决后顾之忧

学术界对政府服务的工作总体上不太热衷，除了传统的学术职业观念、本身的能力与兴趣、各项配套制度外，还与政府对待学者、目前舆论收紧的社会氛围有关。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官员对学者服务政府工作的看法，还停留在“我用你是信得过你”“找你来开会是给你机会”等观念误区。近年来，各级官员怕犯错的心态更影响了学者为中国对外发声的欲望与想法。学者顾虑相当多。

一是怕说错话。学者参加海外论坛，在国际媒体发表文章，肯定在内容、口径与尺度上不可能与国内完全一致。此时，对“越线”的把握极度考验学者本身的水平。一旦说过了，说冒了，即使海外效果是好的，但一旦传到国内来，可能会产生不可测的影响。有可能的负面影响包括被所在单位批评，网民非议，被相关部委“挂号”盯上等等。

二是怕得罪官员。一些外交官会倾向于认为，中国学者在国外发声与相关交流活动，就是代表中国。如果发声内容与口径差别太大，或者与官方的步调不一致，或者发声中有一两句批评的声音，哪怕是小骂大帮忙，那都有可能是错的。这样逻辑下，学者就非常容易得罪一些官员。个别官员往往会通过一些方式给个别所谓“不听话”“犯错误”的学者“穿小鞋”。

三是怕违反纪律。一些“听话”的学者被授意发声，往往过于拘于口径。按此前的惯例，出了口径的“圈”，则很有可能会违反纪律，甚至有泄密之嫌。在一些敏感领域，怕违反纪律的顾虑会更重。

四是怕没分量。一些学者往往会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讲了也没有用，何必白费力气。殊不知，即使他们在海外新媒体上以个人名义发一发声，都可能是对中国外交的绵薄贡献。

五是怕白费精力。对外发声、对外交流要产生真正效果，是一项“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事情，但持续地做，往往会占据学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大、产出小，一些即使有余力、有能力的学者也会倾向于国内讲课、多接课题，而不是写英文评论、到海外发声。

六是怕国际制裁。如果一些中国学者对外发声过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容易被外国势力如FBI、CIA盯上，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而有些麻烦又是官方解决不了的。比如，2019年以来，

约有200位中国学者的十年签证被美国政府取消、数十名中国学者在入境美国时被FBI约谈。在中外日益激烈的斗争中，冲得太靠前的学者，往往容易首先“挨枪子”。中国政府如何保护这些学者，鼓励学者冲锋陷阵，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

4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撬动社会科学“百万大军”服务中国外交事业，对外讲好、讲多中国故事，实际上是提升中国外交与国内社会配合程度的一次新考验、新要求，也可以算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全面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百万大军”资源

通过共建国别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区域研究顾问等诸多方式，短期内按国别、按领域，分门别类地将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学者库、顾问库扩大到1万人，尤其在国内敏感领域，筛选出更多、更优的学者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队伍中来。

目前许多部委都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共建一些区域研究、专题研究基地或中心。比如，中宣部领衔25家高端智库与若干家外宣重点智库，每年给予不等金额的资助，还定期进行重大项目攻关，采取年度排位制，3年不合格机构有被摘牌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中国金融学会、国务院参事室下属分研究中心、商务部常聘专家等，虽然支持力度不一，但灵活度相对较高，可广泛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为讲好中国故事所用。

对外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属于“公共外交”范畴。美国国务院年度预算中，约25%经费用于“公共外交”。虽然特朗普执政以来削减了这项经费，但数目仍是数十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相关外事部门也推出不少共建机构，但力度还远远跟不上大国外交的进程，对外发声的队伍建设更是不足。建议中国相关外事、外交、外宣部门委托相关研究机构，对过去10年来中国学者对外发声情况进行整体的统计与梳理，了解学者对外发声的真实情况，摸清那些有可能被外事部门遗漏掉的新人才，确立专家库发展数量目标，各司其职，按两三年一聘的方式邀请“专家”“顾问”，重新选拔一批人才。

更重要的是，通过洲际、国别及领域研究的分类，将目前的“百万大军”进行分门别类。相较而言，美国、欧洲、日本等大国研究的专家资源相对较丰富，但小国研究、区域研究、冷门领域研究远远不足，尤其是国内敏感领域如新疆、西藏、海洋法、人权、香港、环保、政治体制等，需要寻找足够多的人为中国外交在海外发声做充足的准备。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建议，整合“百万大军”，不要忘记外国的友华力量。近年来，不少外国朋友在海外为中国说了许多好话，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英国原商业与政策署署长罗思义、新加坡驻联合国原大使马凯硕等，这些外国友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梳理，整合进为中国发声的“友军”中。

培养青年生力军，松绑退休外交官力量，建立“容错”机制，打造“金牌外宣官”

建议可以选择更多的知名智库、大学研究机构作为重点合作单位，将一些有余力、有能力的退休外交官推荐为高级研究员，为其出国讲学、对外发声松绑，壮大在高校界、智库界的外交力量，让资深外交官更多地与高校学者接触，开展传帮带，发现与培养青年生力军。

建议还可定期让一些大学、智库邀请驻外大使、部委司局负责人，就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大外事议题进行线上直播，与网友、观众互动并答疑，从而打造中国外交的“重点内宣基地”，进而吸引与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对于目前国内40岁左右的一批优秀的、善于对外传播的教授，参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方式，以年度聘任制的方法，使用“咨询专家”“特聘顾问”“参事”等头衔，将其收纳外交、外宣、外事部门麾下，以提升其对外发声的权威度。建议各大驻外使馆以聘用制的方式，用“顾问”“高级访问者”等头衔，选拔一些国内青年学者到海外使馆驻扎1~2年，使其成长为更优秀的区域研究人才。

建议可以采取“借调”“挂职”等方式，每年向各个高校选择若干位30~40岁的年轻学者参与外事、外宣、外交的一线工作。经过严格培训与工作锻炼后，再返回高校成为全职学者，这些人定能成为既理解外交语境又有学术素养理论的优秀外宣学者。

此外，还可推动这批新锐专家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开设公众号，如微博、抖音、头条、网易、B站等开设公号，并与这些新媒体平台合作，通过各类技术手段与数据算法，推广这些专家。与此同时，继续扩大目前外交部新闻司每逢大事就会积极向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平台推荐专家的制度，打造一批“金牌宣传官”、专业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网红”，在国内外多层面形塑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对外发声须有更宽松的“容错”机制。在各个部委内，须传递学者“言者无罪”的观念。即便那些被经常使用的专家，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实上，采取相关头衔两年或三年一聘的方式将会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在这个聘期内，可适当通过信任鼓励、私下提醒等方式包容学者在外交领域的发声。若实在是错得离谱，则不续聘其相关的头衔。

建立激励机制和沟通渠道，建立学者与部委相互配合的机制，在重大事件、议题上形成合力、立体发声

此举旨在有计划、成建制地培养一大批部里想得起、信得过、用得上、在国内外有一定政策和学术影响力的务实型社科学者与智库。

建议经常性地推动包括一些高官到国内各大智库、研究机构调研、交流与发表演讲。这种经常性的交流机制至少可以分为3种方式来进行。

一是频繁内部吹风。建议可专门组织对接人员，或设置专门项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有能力在海外发声的知名学者举行频繁的吹风会。在翻译、外联、项目设置等方面，为知名学者提供帮助，不断向海外媒体推送相关的学者文章，形成长期的效果。以笔者的经验看，一些海外媒体是希望中国学者提供优质稿源的。

二是举办小型智库交流会。建议可让一些中高层领导增加拜访研究机构的次数。让受拜访的机构组织一些特定领域的专家参与聆听，提问交流，凝聚共识，帮助学者吃透中国外交、外事的核心理念、主张、意图、政策，最大化地结交学者朋友。近年来，笔者所在的智库曾几次邀请数位部领导、司领导到院内内部讲课，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六十人，每次大家都相谈甚欢，效果很好，受邀参加的学者均对中国部委诸领导敬佩有加，相关认识提升不少。类似的活动需要从部领导层面自上至下地推动，规定每个司局每季度至少一次到研究机构内部座谈与交流，广泛在国内建立“学者朋友圈”。

三是举办重大信息演讲会。建议邀请一些重要领导在一些分量很足的话题上到国内各大智库机构发表公开演讲。试想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到中国某家知名智库发表公开演讲，这家智库一定不遗余力在全球智库圈内对外推广与解读，与其有联系的国内外同行也会重点关注。这样的学术传播其实更精准，也能最大化地提携国内智库的权威度。其他部领导在分管领域其实都可频繁地到各大智库去演讲，一是摸底，二是提携，三是助推其对外传播能力。

建议也可在一些小细节上推介中国学者、智库或图书。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下飞机、参加公开国际活动不经意地随手带一本中国学者的书，某个适当的国际场合不经意地引述某中国学者的观点与著作，某公开活动送外国友人一份某中国智库报告等，都是对中国学者与智库国际权威度的提携。

高官的演讲与提携带来的效果，不只是一时，还可能有长期的影响力与发散力。近年来，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前国务卿蓬佩奥均选择在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智库发表中国研究主题及其他全球议题的演讲，对白邦瑞等一批学者的提携，使美国“对华攻击”在全球舆论场上形成广泛的立体式影响。

建议应给予中国学者一些与对外发声、服务外交相关的奖项。一些部委颁发的“四个一批”“长江学者”“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等，都是对学者参与相关重大工作的激励。建议可以在学术界、智库界设立类似“年度公共外交贡献奖”“国际交流万人计划”等，每年还可举行大型颁奖仪式。可以从借助一些论坛的场合将一些奖项颁给相关的学者，相信一定会在学术圈产生巨大的反响。

建议相关外事、外交、外宣部门可与教育部、相关高校协调或发函，相关奖项、对外有效发声、受委托在国际媒体上撰写对中国有利的文章，均应纳入到学术考核的范畴之内。对社会科学界中为中国对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应该给予重大激励，在出国审批、财务支持上给予必要的便利。

在国际研讨会的举办审批与内容上，应该持有更包容的态度。目前一些国际学者对中国有微词，建议发扬当年建立更广泛统一战线的思想，能请进来的外国学者，就是中国客人，即使他讲了一些我们不愿意听的话，也应持有包容态度。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以包容见长，中国那么大，批评几句话，伤害不了中国，反而会让对方对中国的开放度、包容度刮目相看。当然，基本的言论底线是应该有的，只是这个底线应该更低一些。相信长此以往，一定会扭转学术界轻视对外服务的风气，既能调动广大学者的积极性，真正撬动他们积极为中国外交建言献策，又能在全球层面上结交一大批“中国的新朋友”。

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调动“百万大军”对外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时代使命，涉及到如何让中国知识精英端正立场，重塑新时代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后的个人世界观、国际价值观。在这方面，思想解放，尤其是转变此前与国内外知识精英交往、与外界交往的思路，是非常关键的。

“百万大军”看似是知识与思想研究的前沿，但从改革开放的进程看，往往是政府先动，才有了知识精英的追随。从这个角度看，重要外交、外宣、外事部门对待“百万大军”、如何用好“百万大军”的未来思路，直接决定了“百万大军”未来的前进方向、工作重心。这里主要有3种转变思路的建议。

一是认识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对外发声可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员”的角色与作用。在西方媒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妖魔化下，世界对“共产党”一词有相当深的偏见。其实，此“党”非彼“党”，中国共产党的“党”与美国共和党、日本自民党的“党”不是一个概念。中共党员不只是价值与利益群体的归属，更是一种道德标准、责任要求，也是一种激励力量。对此，可以在外交部频繁举行的“蓝厅论坛”中，邀请各行各业优秀的党员参与，从基层的小故事、小人物、小事件的角度，逐渐在国际舆论中对“中共”“党员”脱敏感化，让世界不再以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共产党与中共党员。建议也可推动更多的外国记者进入到中纪委、政法委等党的机构采访联系，改观他们的印象。同样，各部委党委、各使馆党组织也可以在适当时候在对外的场合频频亮相。

二是认识到鼓励“百万大军”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须建立激励“百万大军”对外发声的长设机制。讲好中国故事，为外交事业对外发声，不只是一场战斗，而是千千万万场战斗、战役交织而成为“舆论持久战”。重大事件时，每一天、每件事的发声都像是一次次阵地的抢夺，而平时与学术界的沟通、激励机制的构建就好比战前的每日训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后者的机构建设与长期互动，就好比平日练兵松松垮垮，不可能达到关键时期能派上场的效果。疫情期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被动，发声式微，再次倒逼我们需要从机制建设、平时互动的角度反思与重建“百万大军”为中国外交发声的系统工程。正如中宣部、教育部都有对待各行业人才的“人才培养司”，对外交流、对外发声也需要增设类似的机构，为更多人参与外交事业、对外发声而专职服务与培养。

三是认识到鼓励更多人讲好“中国故事”是关乎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大局，推动立体化发声的布局形成。过去70年，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挨骂之战”的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根本还是在像过去那样，发动人民群众，打一场国际舆论战上的“人民战争”。过去常讲“外交无小事”，但是打好对外舆论战的思路却还得讲求“外交无大事”，都是每天每夜的点滴积累，久久为功。激励“百万大军”通过各种场合，尤其是国际场合的只言片语、鲜活故事、个别场景、简短视频、举手投足等各种方式，利用多媒体的平台，立体化发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员个体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为中国外交加分，就是为中国改善外部环境添砖加瓦。如果通过机制变革，撬动中国知识精英能更支持中国外交，在信息化时代，跨媒体、多渠道的立体式对外传播，线上线下联动结合，无异于一场中国全方位开放的知识与思想革命。

正如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鼓励，“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我们相信，只要在思路转变、机制建设、人才培养、工具运用等方面不断努力，哲学社会科学界“百万大军”一定能够为中国外交、外事、外宣事业的下一步突飞猛进贡献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