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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定性比较分析法应用总量及其在政治学领域应用数量的变化
在21世纪前后，一众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不仅带来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诸多创新发展，也使其充分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图1表明，定性比较分析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自2003年后开始大幅上升，这一增长有两个推动因素：一是2000年后一系列使用该方法、有影响力的论文不断发表，政治学领域基于案例和比较案例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二是研究者群体(特别是在欧洲)通过COPMASSS网络共同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促成了研究过程的传播与相关学术会议委员会的组建，并且欧洲政治国际学会(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ECPR)的暑期班也开设了相关课程。最终，更多的研究者接触到定性比较分析法，并在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予以应用，这相应地带来了更多运用该方法的论文的面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定性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的不同专题研究，包括民主政治、党派政治、福利国家、公共管理、政策分析、政府治理、规则制定以及政治社会学等。第二，以刊载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文章为主的学术期刊数量在不断增加。在图1中显示的最初十年(1987-1997)，应用该方法的文章集中刊载于社会学类刊物，现在则趋向于更多不同种类的学术期刊。在COMPASSS数据库中，已有超过200家同行评议的杂志发表过基于该方法的文章。第三，虽然早期针对二分变量的使用有诸多批判，但新生的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法(multi-value QCA)以及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仍旧是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分析2003-2011年期间所有以英语写作运用该方法的论文可以发现，有52篇使用了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而只有5篇使用了多元定性比较分析法。因此，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补充意义的分析工具。第四，从2003-2011年期间发表的有关该方法的匿名评审论文可以看出，该方法主要运用于中小规模案例分析。去掉最多和最少的例外情况，大部分论文使用的案例数在10～90个的范围内，而使用的条件变量数目则在2～10个，其中大部分使用4～5个解释性条件，从而使研究者可以处理复杂的组合情况。
当然，进一步观察表明，由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设计，各位作者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也不尽相同。根据一组评定标准(如集合理论矩阵参数、模型设定标准、稳健性检验、分析后重新考察案例等)对方法运用进行评估会发现，不同研究成果运用方法的优化度不同。有学者评述了福利国家定性比较研究方面的19篇成果，依上述标准对这19篇文章进行评估，发现只有一半研究在集合理论方面论证了复杂命题。尽管“案例导向”是定性比较分析法应用研究的本质，但只有少数学者在形式分析后回归案例本身，也只有少数研究对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五、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新发展
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中。其最新的发展呈现如下趋势和动态。
首先，拉金在2008年的新作《社会调查再审视：模糊集及诸方法》(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中提出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几个新特点。如通过在案例检验中对条件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面(coverage)两个关键点的创新，对真值表分析所确定条件是否充分的评估；用清晰集的结果来评估案例中条件变量所占的比重或者评估结果中的模糊集，以确保研究者评估模型的解释力与其中每一个因果关联的重要性；对于必要条件的评价也是如此，必要条件的一致性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条件是结果的子集，而必要条件的覆盖面(或实证相关性)取决于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与必要条件相关。
其次，通过对定性比较分析法结果与实证数据的相符程度评估，以研发相应的改进对策和程序。有学者为模糊集法提供了拟合优度检验，以正式评估实证信息和多重因果假设之间的拟合度，并指出对各部分分值的测量错误。也有学者关注定性比较分析法结果对原始数据精确性、案例与组合关联频率、一致性阀值选择等的敏感度。施奈德和威格曼在《社会科学集合论方法》(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还广泛讨论了如何评估稳定性，如何呈现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表达匹配的程度，如何评价集合组成部分准确度、一致性水平、案例增减等变化带来的影响。⑨
再次，诸多研究者努力完善定性比较分析法，以更好地对时间和排序问题进行解释，如定性比较分析法中基于事件结构分析的排序、最优匹配排序等。研究人员已给出不同的方法将定性比较分析法和过程追踪相结合，以便更好地识别关键节点，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分析。
然后，目前至少从期刊论文来看，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大部分运用都是作为“单一方法”，但就更广范围来说，定性比较分析法与定量、定性等方法的“融合”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最后，在教科书、介绍性文章以及软件开发领域，研究者已推出了若干新方案，此外，定性比较分析法也已在R语言和STATA等软件中得到运用，并与其他研究工具如社会化网络等相结合，生成新的软件工具(APES)。
多年以来，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争论一直被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区别所主导，至今依然如此。长期以来，这两者的区别总是被默认与“案例导向”或“变量导向”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相挂钩。案例导向型的研究策略是对相对较少的案例进行集中研究，案例的挑选基于其在实质或理论上的某些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变量导向型策略主要关注的问题是通过大量的一般观测值对案例不同要素的关联进行评估，其目标通常是推断特定事物的一般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了多重案例研究策略，定性比较分析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对大量案例进行系统比较的理论工具。变量组合分析案例的这一设想将定性比较分析法进入社会科学家的方法论工具箱当中，对现有案例分析方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大大便利了对案例的识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案例都归入一个分析过程，研究者可以基于相关结构选择几个案例予以分析。
总之，定性比较分析法在推出之后的1/4个世纪里，已发展为可用于案例系统比较、应对因果复杂性问题及矩阵结构分析的系列方法。来自政治学不同分支学科的更多研究者开始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这也突出了该方法在反映多重因果关系方面的作用。那么在接下来的25年中呢？可以肯定的是，方法论研究领域中定性比较分析法将继续成为讨论主题。在顶级期刊中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论文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更重要的是，积极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和集合论方法并推动其发展的学者群体正在不断增加，这也使得该方法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应用，对其的批判性反思也在增加，这些发展不仅局限于政治学，还扩展到其他诸多社会科学领域。
当然，此类进展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新的功能(如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新的技术方法都会引起实践操作中的分歧。这种分歧也会随着定性比较分析法在不同学科中运用的扩展而增加。从运用该方法的近期研究实践中可以发现，新的功能与技术方法也引起相应的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学者在分享实践操作、生成共同标准与进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共同努力。
注：原文题为“The Origins,Development,and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First 25 Years”，刊登于《欧洲政治学评论》(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4年第6卷第1期，第115～142页。译文有删节，参考文献略。
原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译者：臧雷振，版权归作者所有。
(来源：管理学 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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