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哥本哈根会议的“无疾而终”已经导致了国家碳市场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国际CERs（经核证的减排量）价格已经从每吨15欧元暴跌至11.2欧元。而这一价格曾在2008年一度上探到28欧元。
全球碳市场会如何走向？中国国内的企业掘金CDM项目的机会是否也会因此减少？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澳大利亚金融与能源交易所（FEX）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普莱斯以及安永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部门合伙人唐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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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VC、PE投资的投资,哪些是与CDM项目直接相关的？未来的投资行业是否可以根据这种相关度来做些排序？
吴昌华:与CDM相关的投资项目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原来碳排放较大的行业比如电力行业,未来这些行业肯定需要减排以合规。这个过程中其会对新技术、新技术应用服务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产生巨大需求;其次则是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等等,这个大类的发展需要政策明确,企业才能从中捕捉商机。
但排序恐怕是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可能涉及方方面面,工业节能、交通、建筑等等,甚至农业和林业也会有机会。
唐嘉欣:尽管国内认为风能、太阳能过剩,但是否如此呢？2008年中国出口了2600MW的太阳能面板,实际在国内销售的只有40MW。中国希望通过这次绿色革命不仅要解决好国内的环境状况、空气质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而且也希望借此发展包括新能源和新型生产方式在内的清洁和绿色科技,作为中国经济继续腾飞的增长点。猎头.这说明国内需求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唤醒这种需求,需要政策的刺激。
《21世纪》: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来自海外市场的CDM项目是否会减少？
布莱恩·普莱斯:现在就来断言在中国的CDM项目开发和供应已经减少或即将减少都还为之过早。CDM项目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建立的一种灵活机制,该机制允许“绿色”发展项目能够将其“绿色”价值货币化,并通过CERs交易变现。
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中,都需要有一个能使用国际间碳排放抵消指标的灵活机制。因为对某些国家而言,如果只能“体内循环”的话,无疑会导致经济灾难。若干年后这种灵活机制是否能传承现状,包括CDM项目体系,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但我们相信世界范围内今后还是需要有某种方式的灵活交易机制的。
吴昌华:首先要指出的是,CDM交易只是减排的渠道之一。任何一个企业都会从成本角度出发选择减排渠道。在购买成本大于自我减排时,企业肯定会选择自己减排;欧美国家企业自己减排的成本大于购买CDM项目时,他们就更愿意付钱。猎头公司.
哥本哈根大会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导致了全球碳市场发展的不确定,其中一个反应就是CDM项目交易价格一路下滑。这会给中国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中国势必要逐步发展国内的CDM交易市场,目前所有的信息也表露这会是个趋势。
唐嘉欣:安永的观点,以绝对量考量,中国CDM项目数量增长速度会放缓。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欧洲等国家是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的。他们自己减排成本偏高,就势必要购买CDM项目。但从整体市场角度看,往后中国在其中的占比可能会减少,包括南非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会陆续加入进来。
尽管国际舞台上角色在改变,但中国国内自愿减排项目市场也会慢慢火起来。在碳交易方面,未来中国也可能从国际市场占主导转移到国内市场占主导。
《21世纪》:过去两年中国建立了三四家环交所,但是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来了么？这个市场兴起会需要多久？
唐嘉欣:国内碳交易市场现在看还不成熟,目前还不具备成熟的交易条件。电力猎头.国内企业购买碳指标的动力不是很足,所以现在还没有频繁的交易。各地成立的交易所是交易平台,其中北京环交所目前只是少量的自愿减排交易。也许在国家把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分解到各个省市、地区,然后再依次影响国企、央企以及与节能减排直接相关的产业,这种需求才可能出现。
我们希望,国内碳市场可以在未来一年内蓬勃发展。但具体会怎样,还要看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吴昌华:国内三四家环交所,可以说没有做起来的。上海基于历史原因有完善的交易机制,但对碳、能源的了解又有多少？北京环交所虽然缺乏交易经验,但却有先天的政策优势;天津环交所借力芝加哥交易所,但在运作系统、人员方面可能都有欠缺。新能源猎头.但竞争毕竟是好事,如今的一窝蜂做法一定程度上至少反映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布莱恩·普莱斯:中国国内成立法定的或自愿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可行的,所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国家在此过程中也类似。这些挑战包括要确定正确的减排目标、要顺利完成整个社会从对碳产品没有价值意识到全民具有碳产品价格意识的转变、要有针对对整个国家宏观减排目标和具体污染个体微观减排目标落实的检查和保证手段。至于设计碳交易市场的架构和建立相关交易平台,则完全可以由“市场参与者”来解决。
中国境内的环交所凡是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了碳交易市场正常运作所需的各种条件,就可以经营壮大其碳排放交易市场。当然交易所并不能一厢情愿地成立有关产品的交易市场,交易市场的形成是由交易者为了相互买卖而形成的。重要的一点是交易所要有高质量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这样交易市场的参与者才能对交易市场放心,使他们确信交易所能帮助实现最终买和卖的行为。
《21世纪》:如各位所说,这个市场的发展仍需要国家的政策明确。电力猎头公司.你们对中国实现低碳策略持何种看法？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也会如中央政府般坚决吗？
布莱恩·普莱斯:从历史角度看,各国经济在各个重要历史阶段都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以发展的。下一个发展浪潮应该是“绿色革命”。西方媒体近来引述了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讲话。他用三句话总结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国在世界工业革命时代沉睡。她在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开始觉醒。她将全力投入绿色革命时代。”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致力于低碳战略,这从中国近年来陆续成立的环境交易所的数量可得以印证。在我看来,中国希望通过这次绿色革命不仅要解决好国内的环境状况、空气质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而且也希望借此发展包括新能源和新型生产方式在内的清洁和绿色科技,作为中国经济继续腾飞的增长点。
吴昌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赖于中央政府给出一个分配制度。但这个制度的诞生应该是极度艰难的:是否落后地区就应该少承担减排任务？恐怕也不见得,还是要结合各地的经济发展和行业特色来看的。猎头网.
但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看到的首先是机会。很多地方政府都到发改委来,要求树立“低碳第一城市”的典范。尽管他们中很多都还没真正明白低碳是什么,但是要“占住第一批的位置”。这不仅打造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而且也会带来新的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投资机会,比如新能源。
唐嘉欣:最近和若干地方政府接触后的感觉是,自从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定出来之后,每个地方政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和西方国家减排的驱动力也许不同,但坚持低碳策略的结果可能是一致的。
比如伦敦,其衍生出低碳城市计划的背景是,英国政府在考虑怎样可以保证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很多行业已经饱和,而重点依赖的金融业则受到了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加之英国是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此作为一个机遇。以建筑为例,其使用新型绿色建筑材料、节能灯以及新能源等。一方面达到节能减排,另一方面也会衍生出更多的产业机会。 (来源：《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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