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片档期将至，又一轮制片方与院线的分成比例之争宣告开战。这背后反映出的绝不仅是几个百分点的利益让渡，更多的是中国电影体制的症结
文/朱靖江
电影制作发行方与院线经过十余天拉锯，票房分成调整一事已有初步结果。据透露，中影星美、中影南方新干线等28条院线与发行方签订了发行放映合同。另外，有消息称电影《一九四二》发行方中影集团与院线达成票房梯级发行分账协议，电影票房在3亿元之内时，发行方分成维持43%，超过3亿元部分按照45%分成，超过8亿元以上部分按47%分成，而《王的盛宴》等几部电影发行方华谊兄弟则实行上映首周分成43%，次周分成41%，再次周39%直至下片的分成比例。
众所周知，电影制作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桩小本生意，仅仅是漫天要价的电影明星与主创团队，就已经让任何一家追求商业价值的电影制片商支付数以千万计的资金，更遑论在制作与宣发各个环节上付出的高昂成本，以及难以预测的电影政策风险。对于商业电影院线来说，影院硬件的高端化与地理位置的核心化，是其在激烈竞争中得以立足的基本保障，但这也意味着巨额投入和时间成本。尽管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但作为电影产业的两端，双方都试图通过削弱对方来赢得更多的商业回报，而不是谋求一种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这本身也凸显了中国电影业的某些体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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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世纪初期商业电影体系初建至今，中国电影迅速从一种文化产品转变为可以用真金白银衡量的娱乐商品，这使得一度沦为家具展厅的电影院再度复苏，重新成为城市生活的休闲中心。近十年来，国内电影院线的扩张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据广电总局的统计，仅在2011年一年，全国便新建影院803家，影院总数超过2800家，银幕数则突破了9200块。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的繁华商业区内往往有三四家电影院营业。由于中国的主流院线正处在这样一种跑马圈地的拓荒时代，亟需大笔资金支撑其野心勃勃的排兵布阵，自然不肯放弃延续多年且得利较多的利益格局。
相对于电影院线集团以固定产业为基本盘，兼营国产电影与海外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大片的放映活动，中国的电影生产部门处于一种较为弱势的地位。首先是产品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例如本次参与提高分成之争的国产影片中，除了《一九四二》《王的盛宴》拥有一定的盈利保障(但都存在票房失利的隐忧)，其余的几部影片：《大上海》《血滴子》《十二生肖》《泰囧》等均非一线作品，能否收回成本尚难预料，更缺乏与电影院线博弈的砝码。特别是上一次张伟平挟张艺谋巨作《金陵十三钗》迫使院线低头让利，却票房失利，而后制作团队分崩离析，也让电影院线对于电影片商的再度分羹产生了更深的怨言。其次，由于中国的电影法规并未禁止电影院线集团涉足影片的制作与发行，使得垄断了全部环节的电影托拉斯逐渐形成规模，进一步削弱了单纯从事电影生产的制片商们的话语权。这非但令实力雄厚的大片商——如发动本轮挑战的中影、博纳、华谊、星美、光线——备受威胁，更令众多小制片公司成为予取予夺的砧板鱼肉，在电影上映的档期安排上全无谈判的余地。正因如此，在中国电影产业中貌似低调无害的院线系统，反而是控制着国产电影命脉的一道符咒。
当下电影制片、发行方与院线的冲突只是一轮瓜分财富的商战，甚至仅仅是一场电影寡头们之间的战争，对于电影产业与文化的进步殊无补益。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是，中国的电影院线在投资计划、经营方法、盈利模式与选片策略上均存在严重的雷同现象，影院经营者唯影片票房吸金力的马首是瞻，却几乎无视电影的文化价值，加之中国电影体制中缺乏必要的分级标准，使得最终能在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大多是重噱头轻内涵、重明星轻剧作、一味迎合通俗趣味的快餐式产品，即便在当年的影片中涌现出若干艺术价值可嘉的作品，通常也会基于票房惨淡的缘由，在影院的排期表上稍纵即逝。然而，这一竞相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电影院线体系，同样会陷入同质竞争、厮杀混战的经营困境。
2012年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危机之年，随着好莱坞电影的纷至沓来及其分账比例的空前提升，国产电影的生产力受到日益沉重的冲击，因此，本土制片商向院线讨要利益之举，也是受到竞争排挤之后的本能反应。尽管这一诉求有其合理性(相形于电影制片业界所承担的较高风险，院线的获利模式较为稳定)，但中国电影的前途显然不在于这两个百分点的出入，而是要从电影生产体制与发行放映体制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变革：一方面寻求国家、社会资源对于电影(特别是中小成本电影)进行更大力度的扶持，培养、孵化具有艺术创作潜力的新生代电影人才，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电影院线建立多品类的放映体系，创设面向不同观众群体的分支院线，为更多无缘进入主流商业院线的国产电影与海外佳片提供上映的机会，也在细分影片资源的过程当中，为中国电影的健康成长起到固本培元的作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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