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讲座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解读金融工作会议；第二部分是梳理当前金融形势现状；第三部分是分析不同主体在这种金融环境中的行为啊；第四部分是对理论实践制度和以上行为的辩证思考；第五部分是机构和个人在这种形势下的对策；第六部分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固定收益、另类海外资产配置等方面的基本投资策略；第七部分是对未来风险的预判。
一、解读
1、定调
从个人角度来讲，两个最重要的定调为“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防控金融风险”，这两个定调实际上决定了今后若干年金融的监管政策、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金融机构、微观主体的选择。
| |||||||||||||||||||||||||||
本次会议与上次会议相比在定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2年年初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基本定调是“鼓励创新”“提升信心”，而本次会议着重强调的是“服务”和“风险”，这两个关键词不同以往，把金融行业位放在服务的位置，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年来积累的风险。
而“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扩大金融改革开放”，“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些都在预期之内。
2、调整
至于为什么这样定调，实际上还是着眼于过去几年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快速扩张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出现的新现象，是对过去几年金融工作的调整和纠偏。
3、影响
本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影响分为两方面：一是整个金融行业高速扩张、金融体系膨胀的阶段可能告一段落；二是从宏观层面来看，以金融来牵引实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基本结束了。这两种影响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上，对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以及个人的投资策略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4、意义
金融体系膨胀阶段的结意味着套利时代的结束，同时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宏观管理政策、金融行业发展政策的新阶段。
二、现状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杠杆”，无论是M2/GDP比例、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等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近几年，债务问题虽然通过债务置换债转股等方式去化解。但债务并没有消失，只是债务的期限拉长，还本付息对微观主体来讲依然是存在。
按照我们目前维持经济增长的情况，无论是从债务弹性还是M2/GDP比例来看，我们维持一个单位的GDP增长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居高不下。经济学家测算过，按照目前还本付息的压力以及目前维持6.5底线以上增长的基本做法，中国的债务问题可能愈演愈烈，甚至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或者个人面临着所谓的高债务问题。三大主体里（政府、企业和居民），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从“四万亿”之后到地方投融资平台、城投公司、后来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我们通过财政部第十三号文件来规范这个事情，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剥离与城投公司的关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但地方政府仍然有融资需求，后来用PPP等手段其实是给地方政府新的融资手段，尽管我们讲PPP这种模式可以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确立新的政府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但在地方政府那里PPP基本上就是融资手段，而且现在PPP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债务问题。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企业的高杠杆率居高不下，最近几年一些中小型企业开始出现问题甚至一些大型企业出现比较严重的债务问题，而且债务规模很大，这与九十年代中后期时企业的高杠杆高债务问题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动辄几千亿，多则上万亿。而相对政府和企业来讲，居民的财务状况是比较健康的。
三、行为
1、国家
2008年以后，全世界都进行了量化宽松，普遍采取QE政策。各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未必是达成共识，但行为却出奇的一致，因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经济的基本关系，政治家们也需要有所作为，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不作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在2008年以后都分别采取比较强力的措施，我们最基本的经济理论依据还是来源于凯恩斯——让经济逆周期操作，这也是教科书里教给我们的。现在看来，2008年以后各国采取的政策不能算得上成功，各国的经济学家其实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政策造成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多。
2、政府
这里着重说明中国政府在2008年以后采取的政策，个人总结为：十八大以后，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希望“以时间换空间”慢慢消化我们面临的问题，即拉长时间周期，采取各种办法呢，保证不出现比较大风险问题，但实际来看，面临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这个问题也会引发我们的反思，我们是不是哪一点做错了，或者说理论上也没有提供这样的支撑聚合，因此同原来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2012年以后，经济呈现L型增长，也就是一路下滑，而且资产价格出现剧烈波动，也就是说美林投资时钟原来的基本判断是失效的。2012年，先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然后是信托业务的蓬勃兴起，特别是非标业务，以至于引发了2013年非标业务的强监管——打击虚假贸易，规范非标业务，此外2013年6月还出现了“钱荒”事件。
随后，在宽松货币环境的基本背景之下，股票市场开始走牛，中小板、创业板代表了新兴产业，所以从2013年到2014年大家觉得中国改革前景很好，对此都很有信心。2014年开始，整个股票市场开始走牛，现在看来最大的推动力还是来自于杠杆以及场外配资。而2014年下半年—2015年先半年是股票市场整体泡沫的产生、发展、膨胀到破灭的过程；2015年的那场股市暴跌，被称之为“股灾”，股票市场异常波动，也宣告了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同时2015年六七月份以后，房地产的泡沫、债券的泡沫纷纷而至。债券市场的真正牛市实际是在2015年下半年—2016年下半年期间。
所以现在后头去看，近几年所谓的资产牛市大多数跟杠杆有关。当然，大家为什么敢用杠杆，因为大家的风险偏好比较高；为什么不风险偏好比较高，因为货币环境比较宽松；为什么货币环境比较宽松，因为我们总体采取的是QE政策。
如果从比较大的方面来看，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管理不匹配所造成的，实际上也无法做到完全匹配，所以问题比较棘手。而且现在看来，金融体系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下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已经意识到以上问题：金融体系过度膨胀，实体经济表现并不乐观，而改革并没有追赶上金融体系膨胀的速度。因此政府试图收缩整个金融体系的膨胀，抑制资产价格的泡沫，同时也进一步强调改革的重要性。
我曾经跟一位军事专家交流，他提到过去我们解决问题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和寻租，当然这两点概念目前已经消失，但我觉得很有趣，同时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3、企业
2008年以后，以央企为代表的部分企业“大干快上”跟随国家政策迅速扩张，导致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使企业陷入困局。2012年开始，企业对宏观政策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啊，我们称之为“企业行为的钝化”，“企业行为的钝化也导致了整个经济周期波动的钝化。
在量化宽松的大的货币环境之下，金融周期发挥着比较强作用，资产价格波动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波动，再加上企业预期钝化所导致经济周期的钝化，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呈现一个小幅下滑、走平的趋势，而金融周期却非常明显的独特现象。
在过去十年中，凡是跟金融地产相关的企业，只要通过加杠杆的形式，基本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资产膨胀。相反，金融地产以外的大部分传统实体企业都陷入了比较严重的困难期。金融行业开始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似乎只要与金融相关都能赚钱，甚至一度出现了很多主业可能是建筑、能源、电力等企业投身金融行业，这确实与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有关。
(来源：中国经济网)
京公网安备 1101050016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