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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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库作为一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机构，对外发声是其重要职能。评估当前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梳理当前中国专家学者服务“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进展与诸多不足，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及原因。文章提出建议，应全面整合中国社科学者“百万大军”资源；培养青年生力军，松绑退休外交官，打造“金牌外宣官”；建立“容错”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沟通渠道等；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1引言
对外传播，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工作。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需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自此，越来越多智库与学者参与到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事业中。然而，当下中国智库和专家学者的对外话语权总体仍很弱，制度保障、激励与配套也都不够，与会议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正如习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本文认为，目前在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与行政学院系统、部委研究机构及社科联与一些民间研究机构的哲学社会工作者总计约100万人，并没有被充分撬动起来、投入到对外讲述故事的事业中，是当下中国对外话语权相对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中外舆论战中的被动局面，更暴露了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阵势还相当单薄。
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支持、服务中国对外话语中的进展与不足，即国内发声多，国外落地少；配套解读多，引领预判少；传统纸媒多，新兴领域少；老龄专家多，青年新秀少；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少等。然后，从“百万大军”的潜力与积极性出发，分析有关配套保障机制的诸多问题，最后提出需要全面整合中国社科学者“百万大军”资源，培养青年生力军，学术圈与部委相互配合，建立“容错”机制，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2当前智库和专家学者服务外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智库与专家学者服务对外传播工作的热情与实际行动，比过去更踊跃了。但相比于中国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社科“百万大军”为对外传播出的力还远远不够，发力的方向与渠道相对有限，人员梯队也显得不足，实际效果并没有跟上国家崛起的势头，更没有跟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5个主要问题。
国内发声很多，国外落地过少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公开媒体发文的数量已相当多。面对海外对中国的抹黑、甩锅、追责，不少自然科学学者、医学家、病理学家通过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在《自然》《科学》等顶尖期刊刊文，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及时、准确地向世人介绍中国抗疫情况，推动全球抗疫合作。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少数几位中国学者在疫情期间多次在欧美一流媒体撰文或接受采访，回答并反驳所谓“中国防疫不透明”“中国病源论”等热点问题，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引发一些国际舆论的关注。可以说，“百万大军”基本处于“熄火”状态。
此外，重大国际会议、论坛是各国阐述主张并开展观点交锋和话语权博弈的重要平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出席这些重大论坛发声，但实际受到邀请、在主流国际会议、论坛上的发声频率和实际影响力相比于国家需求与外交要求而言，仍是非常有限。此次疫情，笔者曾数次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彭博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TodayTV，RT）采访并发声。与外媒记者深度沟通后，强烈地感受到，虽然中国学者队伍近年来不断壮大，但学者们并不乐意、也不擅长与国际媒体打交道。相比于国家的需要，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学者近乎于“集体失声”。
中国社科学者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用国际社会能听得懂、听得进的文字与视频表达的成功事例少之又少。面对新冠疫情中一些国家的对华“甩锅”以及由此而炮制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话语陷阱，中国多数学者写的反驳文章，都只是在国内媒体或中国外宣媒体上传播，可谓“自娱自乐”，能够在海外发声、在国际上频频称道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
配套解读很多，引领预判过少
疫情加速了“东升西降”的百年变局，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想什么、说什么。然而，中国智库学者的思想产品主要还是在政策解读中。不得不承认，多数学者的研究能力与思想成果缺乏引领国际舆论的水平，但对于那些有能力引领国际舆论的中国学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把新想法写到内参中，不敢大胆地提出一些新想法，生怕提出来不合适，又生怕被领导采纳后再发声有“揽功”之嫌，更惶论去引领全球舆论的思想潮流了。从个别领导的传统思路上看，似乎也愿意让
学者更多地解释领导说的话，论证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可惜，多数学者对于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些重大战略决策，存在较为严重的反应滞后与集体漠视问题。研究表明，中国社科学者对国家重大议题的深入研究进程，比国家政策、战略动态重大走向大约晚1~2年的时间。以“一带一路”政策为例，自2013年秋季提出至2020年6月底，在中国知网上能够搜索以“一带一路”为篇名的文章有41,830篇，76%都是2017年以后发表的。
2013—2014年，“一带一路”提出的最初一年半，中国学者几乎没有严肃研究“一带一路”的长篇学术论文。2015年才零星看到一些学者的厚重研究论文。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变局”等重大战略理念研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检索中国知网，截至2020年6月底，在篇名、关键词、摘要中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章共计10,074篇。
91%以上都是2017年以后发表的。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政策配套的解读虽多，但多数仍显滞后，极度缺乏能够引领国际社会舆论的解读。
投书传统纸媒多，热衷新兴领域少
随着互联网5G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在国际舆论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纸媒。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实现了跨圈层发展，在今日头条、Bilibili等视频网站和社交平台上每次亮相的点击量通常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众多粉丝，成为舆论社会的意见领袖，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粉丝。这些意见领袖针对国际事件的发声对国内、国际舆论的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看，热衷于新媒体领域的学者仍是相当少的。学者受长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士大夫著书立说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意更多地曝光在媒体的聚焦之下。学术界往往会非议那些经常上电视、在报纸发文的同行。这些学术文化特性压抑了学者用新媒体的“追潮流”意识，最多只是一些活跃学者在传统纸媒，如《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一些观点，使用新媒体（包括微博、头条号等）是学者群里的极少数派。
更糟糕的是，目前网络屏蔽技术先进，爬墙软件失效频繁，加之相关法律对使用爬墙软件的限制，到海外开国际新媒体账户的社科学者，如使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账号，在油管（Youtube）有视频更新的中国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缺少必要国际渠道，中国学者的声音难以接国际舆论的地气，更难以传出国门。
老龄专家较多，青年新秀较少
目前，在中国外交事务的舆论中表现活跃的人士主要集中在部分前高官、前大使、知名学者，这些专家经验丰富，用词老道，为中国舆论引导与争夺对外话语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相比于近年来美国对华研究的智库圈已基本完成更新换代的状态，中国年轻学者崛起的速度显得较慢。比如，在美国，如包道格、兰普顿、贝德等七八十岁的老牌专家正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如麦艾文(Evan Medeiros)、韩梅妮(Melanie Hart)、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等一批三四十岁的新生代正在成为对华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甚至是主要机构或项目的负责人。拜登执政后，一些“70后”“80后”开始活跃于美国政坛和智库界的一线位置。在欧洲、英国、俄罗斯，类似专家年轻化现象也在出现。
笔者简要统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国际研究实力最强劲的高校中以国际问题为主的研究机构负责人名单，会非常清晰地看到，领衔的学者年龄基本上仍以“50后”“60后”为主。“70后”的领军者不多，“80后”的更是凤毛麟角。类似老化的现象在部委官方智库系统则更为严重。
坦率地讲，年长的学者虽有其资历、学识与经验优势，但对中国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政策的集体理解普遍过于保守，甚至存在一定误差。比如，中国学界年龄层偏大的学者往往主张，中国应继续“韬光养晦”。一些学者将“韬光养晦”片面理解为在国际事务上不必作为，认为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捍卫本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都是“冒进”。这种看法有一定逻辑，但也显得缺乏统揽全局的新时代战略思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相对实力的加速发展，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中国学者对国家发展的理解急切需要更多有锐气、有新意、敢打敢冲又有理有节、没有历史包袱的青年学者参与。
青年新秀未冒出来，有大环境的原因，如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中国体制内官僚系统已存在“趋老龄化”的普遍现象，40岁以下“正处长”仍较少，研究机构中30多岁的院长、所长、主任更是容易给人“嘴边无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另一方面，也与年轻人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近政策圈有关。年轻人很少受到邀请参加政策咨询会，更很少受委托到海外发声、开会，容易产生对国家政策理解不足、不深，有的甚至片面、错误理解了政策的后果。还有，学术界的“山头主义”也在压制年轻学者的成长。
宏大口号较多，科学理性较少
中国学者对外话语的引导力较弱，还与自身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的分析较少有关。从思想产品的惯性来看，“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文章过硬，肯定会有人传阅。可惜的是，在外交理念与评论、传播上，中国学者习惯于在领导指示之后“换着说”“变着说”。领导没说过的话，能不说就不说；领导没用过的词，能不提就不提。“字字有出处，句句能溯源”，已经是多数资深国际关系学者们心中的外交评论潜规则。
检索中国知网，在篇名、关键词、摘要中出现“理论”的文章共计3,566,712篇，是论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论文总和的70倍。这些“理论”主题涉及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近40个领域。这里不乏有极少数的优秀论文，但多数文章均在宏大口号的框架内空泛地议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少之又少。
相比之下，从“大棋局”“软实力”到“巧实力”“利益攸关方”到“G2”“中美国”“金砖国家”，欧美学者数十年来不断地抛出一些新概念，并进行科学、理性、全面地论述，进而引领国际思想研究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如《大棋局》《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论中国》等一批有故事、有思想、有说理的美国专家著作常被翻译引进至中国，畅销于市场，中国学者的论述被译到美国市场且畅销的，几乎为零。中美之间的“知识逆差”“思想逆差”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的学术讨论与争辩过少，对一些外交概念的公开讨论尺度过窄，从另一个层面怂恿越来越多的学者偏好于讨论一些大而空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关痛痒，相关论文却又能有助于评得职称，作者能获得社会地位上升，何乐而不为呢？
3中国智库“国际失语”的背景及原因
新冠疫情加剧了中外舆论战。面对当前外国尤其是美国政客、媒体对中国的集体抹黑、攻击，中国需要更多有专业水平、熟悉国际表达方式、勇于在国际舞台发声、能够产生较大国际影响力、体现国家软实力的社科学者。然而，中国发展太快，学者群体的普遍能力、学术圈生态、研究机构运营理念的更新换代远远跟不上大国外交转型、成为全球强国的速度，进而出现了学者支持与服务外交、外宣工作的巨大缺口。
深入分析，会发现这种现象背后还有诸多制度设计与机制配套的原因。
“百万大军”的潜力未被挖掘
多数部委的主要政策研究司局可能都不太清楚，在中国还蕴藏着多达约100万人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由于各个部委的工作都很重要，有的保密性很强，倾向于仅邀请少数熟悉的学者来参与咨询服务工作。
目前的情况是，被外交部经常用的学者多集中在国际关系学界。笼统地估计，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队伍约1万人，但在外交部视野内的可能不过一两百人，使用率约1%~2%。如果按过去纯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论，这1%~2%使用率是绰绰有余的。但现在，中国全方位开放，对外交流广度、频度与涉及领域远超过去，不只是传统的外交领域，还包括文化、经济、社会、医疗、反恐、气候变化、跨国犯罪、人口、海洋等。在这些专业、细致的研究领域，外交部近年来已开始频繁使用一些新的专家学者，但主要专家群仍是多出自国际关系学界。换句话说，“百万大军”能够被中国对外部门经常使用，且用之有效的比例可能不到万分之一。
这就导致了学者服务外交事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现象。有的学者一年能够被邀请上百次参与外交部各司局的会议与活动，几乎隔一两天就被不同的司局邀请；有的学者一年能够被邀请赴二三十个国家宣讲。反复使用一小批学者，可能会更有效率、更顺畅、更安全，但被邀请对象的思想贡献容易枯竭，知识结构容易老化，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
更大范畴的学者群因为不接触外交、对外事务的咨询信息，对政策敬而远之，对外交实践越来越缺乏兴趣，自然就不会投入到各项外交事业中去了。在关键时候，别说为中国进行国际发声，即使在国内舆论场上，有时都有可能会站在批评中国外交、中国发展的立场上。
坦率地讲，在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之外的绝大多数学者缺乏与外交部、外企、外媒、外事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往往对外交的理解是“纸上谈兵”“键盘外交”，或因为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信，启动工作之初会达不到中国外事工作所需要的效果与功用。但各个外事部门可以不断尝试扩大“学者朋友圈”，就会发现越来越多讲好中国故事所需要的、能服务于外交、外事、外宣事业的学者新鲜血液。
因此，相关对外事务部门如果能按专业、按领域、按能力地编织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库，最大范围地邀请尽可能多的学者参与外交、外事、外宣事业的咨询与对外传播工作中，逐渐培养更多新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什么样的区域，用什么样的区域研究学者；什么专业，用什么学科的学者。这样，久而久之，既能帮助现有的一批经常被邀请的学者减负，也能最大化地扩大中国外事领域在国内的“学者朋友圈”，更能最大化外事领域的智力来源。
专家学者积极性未被充分调动
在学术界，常常会有人把学者为政府建言献策的行为视为“不务正业”，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于功利的举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是学者自我定位的主流意识。发表学术论文，是学者能力的基本证明。至于是否能够为政府服务，或为中国国家利益发声，最多也是作为一名学者的增值产品，而不能成为主业。
中国高校缺乏鼓励学者为政府积极建言、为外交服务发声的深厚制度基础。高校评定学者职称、绩效，最基础的标准就是发表核心期刊的论文。学者最在乎的校内头衔（如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与校外头衔（如长江学者）的考核与评选体系中都没有与外交咨询服务、与国际发声相关的指标。
在大学体系内，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一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或内参，其撰写过程所消耗的学者心血以及对社会、对国家的实际贡献，丝毫不亚于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媒体上为中国外交发声，为驻外使馆的驻地工作做宣讲，并不比一篇高质量学术论文的撰写更容易。
然而，对服务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中国对外交往的认识，许多学者存在顾虑大体有两种，一是“外交无小事”，非常敏感，千万别卷入进去，那是外交官做的事，与学者无关，学者也没有能力参与。万一说不好，讲不好，做不好，反而还为中国外交添麻烦。另一种较流行的说法是，出国宣讲，是一种待遇。那是学校与学院领导的事情，自己多掺合，可能还会被人所非议。
换句话说，多数学者认为，对外事工作、对外传播的贡献，多做无益。做得好，概率较低，还会受非议，且对职称评定、学术荣誉没有任何帮助；做砸了，概率较高，不如不做。久而久之，学者根本就没有为中国外交做贡献的积极性。
事实上，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者只有将个人科研兴趣与国家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让个人的价值有更强的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应用性极强的国际关系、外交学领域，学者只有关注外交现实，才能建构出有实践依据支撑的有效理论。理论上看，参与外交事业，包括对外发声、参与各驻外使馆的活动、参与外交咨询会议，都应该在制度上被认定为与发表学术论文同样重要的事情。所以，只有使服务于外交的事情，与学者的职称晋升发生关联，才能真正鼓励、撬动更多的学者参与服务外交的大业中。
当然，社会科学“百万大军”里有一些是外事水平不高、外语能力不强、知识理解力欠缺甚至还有国家忠诚度不足、价值观立场有问题的学者，这些人无论怎么激励都不可能成为服务中国外交的人才。但如果有制度杠杆，挖掘、刺激学者服务中国外交的积极性，那么，在学术圈、智库圈就会形成更大的正能量，最低限度可减少学术圈对中国外交、外事、外宣的误解，做得好则容易将国内知识精英转化为中国外交、外事、外宣的强大国内支持力量。
配套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任何改革与事业转型都需要有配套保障机制。中国学者对外发声的不足，不只是源于个人能力、激励制度等原因，也与配套保障机制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一是出国制度。目前学者们出国并不容易，尤其是带一些头衔、有一定级别的知名学者出国，仍受到天数、次数的限制。公务护照的审批非常复杂。平时护照交到所在机构，一事一申请，申请往往需要数周，填表、报批程序繁琐，形式复杂，人还未出国，心就已经累了。比起欧美知名学者国际参会的频率，中国学者肯定要小得多。
二是财务制度。被委托出国宣讲，受到了各类严苛的财务制度限制，基本属于“义务劳动”。而且高校的院长、教授一般只能坐经济舱，但这些人员往往是宣讲的主力。去周边国家还好，到美国、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宣讲往往就会让身体欠佳、年龄偏大的专家苦不堪言。笔者多次经历这样的场景，陪同出访的副司局级别的官员可能坐商务舱，但需要上前台宣讲、辩论、对话的院长、知名教授却只坐经济舱。久而久之，大家心中颇有微词。
三是交流制度。通过国际会议方式，将外国知名专家、驻华使节请到所在机构来交流，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但主办国际会议的审批、对外交流的管理制度都相当严格，动辄就会踩到外交红线。从“百万大军”日常顾虑看，能少碰外国人、外国使节、国际事务就少碰，能不举行国际会议就别举行。这样的顾虑，肯定无益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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